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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1 【点击率】

    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位列最前,提出最早,实际影响也相当大。
    清光绪十九年(1893),孙中山倡议建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希望通过“革命排满”推翻清朝政府。次年,是会成立,民族主义初具雏形。光绪二十九年,在日本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孙中山首次将民族问题与其他思想并举,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十六字革命宗旨被定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自此确立。
    辛亥革命前,民族主义侧重于提倡“民族革命”,即“革命排满”。对外的反帝意义未得深入阐发。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但因缺乏明确的反帝意识,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须致力民生建设。“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民国3年(1914)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宣称“以实行民权、民生二主义为宗旨”。民族主义仍未列其中。民国5年,护国战争开始,孙中山基于对中国尚未真正取得民族独立这一事实的认识,在《讨袁宣言》中表示“仍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国8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规约》中重新明确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此后,孙中山多次对三民主义进行阐释,民族主义内涵不断丰富、完善。
    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加大了对“反帝”和规划建设民族国家等内容的阐述。特别是民国8年(1919)以后,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反帝反殖民逐渐成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心内容。“民族自决”即是这一阶段思想的集中体现。民国10年,孙中山提出“民族自决”一说,称之为“党的民族主义”,涵义主要在对外,即强调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独立自主的权利。民国13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民族自决”兼具了“对内”、“对外”双重内涵,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的封建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建立民族统一共和国。

(一)民族革命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最早发起者。他自小受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反清思想的影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极为痛恨,对洪秀全则倾慕有加,并自认是其事业的继承者。清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赴檀香山求学,期间广泛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科技与文明制度,并对美自离英独立后的发展状况也深有感慨,于是逐渐萌生改良中国的愿望。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不战而败”,极大激起孙中山对清政府的愤恨。他透过香港工人及全国民众的抗法热情,觉察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遂立下反清救国之志。清光绪十九年,孙中山对朱元璋反元时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加以改造,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次年上书李鸿章,希望借改良以“筹自强”,未受重视后,转而力主革命。
    “民族革命”为孙中山大半生所秉执。相关思想的阐述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基本内容包括:
    1.以暴力革命为达到民族主义的手段
    孙中山视暴力革命为救国的第一要务。近代中国,社会形势异常严峻:首先,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民族救亡刻不容缓;其次,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只有革命,才能根本实现民族救亡。孙中山认为:
    (1)清政府腐朽僵化,不革命不足以救亡图存。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孙中山在同《伦敦被难记》俄文译者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当下制度不可能进行改善,也绝不会有任何改革,只能加以推翻。光绪三十年九月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称清朝贵族及官僚只懂向上谄媚行贿,向下盘剥搜刮,因此“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与他们和好相安,结果却是徒劳无效”。孙中山认定,在中国,除进行革命以外,已没有任何改革的希望,人民的起义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
    (2)世界潮流“取法乎上”,只有革命才能迅速改造中国。20世纪初,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孙中山对认为中国制度只能作渐进改良,不能采取激进革命的论点进行驳斥。指出天下之事,并非完全依照进化次序进行。世间如已有其事,只要行之有效,便可取法而后来居上。中国正处专制时代,必先破坏专制,才能建立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只有以革命为手段彻底破坏专制根基,才可一劳永逸。
    在《檀山新报》的“敬告同乡书”中,孙中山明确与保皇派划清界限。称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竭力劝奉侨胞应从事革命,毋被保皇言论所惑。
    2.以推翻清朝为民族革命任务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革命的中心任务即是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他道明理由:
    (1)清政府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加深了国内民族间的矛盾。孙中山早期有满人非中国人的看法,更力斥清政府的“排汉主义”政策。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他如此解释“驱除鞑虏”:今之满洲,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又这样解释“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人的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所为者,天下人共击之。
    孙中山历数清政府对中国民众所实施的种种压制:阻碍智力与物质方面的发展;剥夺平等权;侵犯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不经同意,擅自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严刑逼供、贪污受贿等等。
    (2)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甘作外国列强的“鹰犬”、“奴隶”。孙中山指斥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不仅同列强签订各种割地赔款条约,还担当其走狗,为他们“平靖地方,然后送之”。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已落为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于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随时都有被瓜分之虞。因此“满清不倒,中国势必灭亡”,“欲免瓜分,非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
    孙中山的“反满”,基本精神在于反对一个民族“宰制于上”,实现各民族的平等。他主张“反满不复仇”。当听到有人谈及民族革命就是要尽灭满洲民族,即斥之为“大错”。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反对在同盟会的名称前冠以“对满”二字,认为革命如果有“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驱除鞑虏”口号所反映出来的民族主义,具有严重缺陷,所以,次年在东京作《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演讲时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种族,便要排斥。“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实行民族革命,是因不甘满人主政,从而要推翻清政府,恢复汉族国家。如满洲人不来阻挠,便决无寻仇之理。
    3.以建造共和为民族革命的宗旨
    孙中山实行民族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他的理由是:(1)共和符合传统“三代之治”的真髓,顺应中国国民的需要;(2)共和是人民自治的最高体现,中国必须“取法乎上”,才能更快地推动政治革新。
    在内容上,主要有三点阐述:
    首先,民族革命的目的不是“排满复汉”。推翻清政府的原因在于它“是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其实行的压制政策,不仅汉族人民不能容忍,也非平等自由的国民所能堪受。因此,只要是君主专制制度,不仅满人为君主要反对,“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孙中山指出革命党与会党的区别。后者主张“反满复汉”的“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可;前者则主张政治革命,实行的是“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革命”。
    其次,民族革命须由国民联合而发,非一党一派力量所能为。“国民革命”,即是全国民众都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皆负革命的责任。
    再次,民族革命应与政治革命相结合。推翻清政府,从驱逐满人一面讲,是民族革命;从倾覆君主政体一面讲,是政治革命。“还我主权”,不是要恢复汉人统治,而是要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让国民平等行使国家政权。“排满”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应当并行不悖。
    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安民布告》中,具体规定了革命的政治内容:摆脱满洲政策束缚,将其所有的压制手段、专制不平的政治、暴虐的刑罚、勒派的苛捐及虎狼的官吏,一概扫除。《同盟会宣言》中也指明:恢复中华后,要建立国民政府,凡是国民都平等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公举的议员构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二)民族自决

    “民族自决”提出于民国10年(1921),孙中山对其内容的思考则贯穿于整个辛亥革命后的各个时期。“民族自决”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不同时段,孙中山的侧重各有不同,而总体则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趋势。整体而言,“民族自决”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民国元年至民国7年。认识到中国尚未“完全独立”,但未明确反帝,仍表示“切实履行”条约。主张以“五族共和”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2)民国8年至民国11年。受俄国列宁和美国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意识到“民族自决”乃世界潮流所向,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主张用“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替代“五族共和”,以组建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3)民国12年至民国13年。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启发,对外明确反帝主张,号召民族独立,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主张各民族自决,使它们平等共处于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之中。
    “民族自决”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1.培育民族精神,倡建民族国家
    孙中山认为,“民族”产生于两种因素:(1)客观因素。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等,其中“血统”最为重要;(2)主观因素。即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称只有培育民族精神,才能树立民族自信,提升民族地位。
    孙中山认为,培育中国的民族精神主要有两个途径:(1)以固有的家族、宗族观念孕育民族精神。中国民众自古富有家族、宗族观念,而缺乏国族(民族)观念,因此可以从由家族到宗族,再从宗族扩展到国族,“一级一级放大”,逐次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2)通过恢复传统道德及固有智识来恢复民族精神。中国固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优秀道德传统,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及。只要保存并发扬这一国粹,中国的民族地位便可得到恢复。
    孙中山指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由自然力造成,国家由武力造成。民族是国家的生命体,有民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国家是民族的政治组合,有国家,民族利益才能得到切实保障。提倡民族主义,就是提倡“国族主义”,也就是提倡“救国主义”。
    孙中山以日本为例,称其正是因为有民族主义精神,所以才能“发奋为雄”,不过50年,便由衰微国家变为强盛国家。中国欲求富强,就必须呼唤民族意识,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建造“完全的民族国家”。
    2.明确反帝主张,提倡民族独立
    民国8年(1919)后,孙中山的反帝意识日趋明确。民国10年,他称中国是“半独立国”。次年在《军人精神教育》演讲中说中国是“未完全”的独立国。民国13年作民族主义演说时称中国不仅是“半殖民地”,而且是“次殖民地”。申明只有公开反帝,才能摆脱附属列强的“奴隶地位”。
    孙中山所执的“反帝”理由有二:(1)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权益,阻碍中国发展。中国之所以日益陷入丧权辱国的厄境,其原因一是当局政府愚弱,二是列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凭借“三力”:自然力、政治力、经济力。“自然力”指靠人口优势(高增长率)施压;“政治力”是实行“军事侵略”、“外交侵略”;“经济力”包括商品倾销、汇总折扣、存款转借、租界赋税、特权营业等。其中“政治力”与“经济力”的危害远甚于“自然力”,且总是“相互为用”、“彼此补充”,因此使中国很快“民穷财尽”,丧失独立地位。(2)帝国主义庇护地方军阀,妨碍中国统一。中国革命每每被军阀所破坏,原因就是军阀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凡是军阀,“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
    孙中山指出,不应把推翻清朝当作民族主义已完成,清政府虽不能实行压制,各国还是要压制的。“脱离满洲人的奴隶,还要作外国人的奴隶”。晚年,孙中山所主张的“反帝”措施包括:(1)高举反帝旗帜,申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的独立自由地位。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宰割政策虽被国民运动摧毁,列强的帝国主义却依然存在,中国民族仍处于无独立、无自由的地位。因此,民族主义的目的即是要使中国自由独立于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对于中国民众,“目标旨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2)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护中国主权完整。他提出,两国交往,必须签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条约,才有合作基础。中国如果不争回一切与外国平等的权利,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有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孙中山认为“反帝”不应涉及平等国家本身。中国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外国持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不持帝国主义,或已抛弃帝国主义,便是中国的朋友。反映了孙中山仍有向列强要求合作、支持的主观愿望。
    3.主张民族平等,号召民族统一
    对于国内民族问题,孙中山一贯主张民族平等与民族统一。
    中华民国建立初,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口号。具体内容包括:(1)实行“五族一家”,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人,维护民族统一;(2)实行“五族平等”,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共同“立于平等地位”。他主张,五大民族须同心协力,共策国家前进,共享共和幸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将“民族同化”作为实现“民族自决”的途径。认为,民族自决首先应是汉人的自决,各民族须同化于汉族。中国的民族不只有“五族”,进行民族同化时,汉族应牺牲其血统,与其他所有民族“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建中国为一个完全、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
    民国13年(1924),孙中山对“民族自决”的涵义重新作了界定,主张应“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对于国内的弱小民族,政府当给予扶植,以“使其能自治自决”。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三)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原为日本人的口号,孙中山于民国13年(1924)提出,主要从文化角度切入,旨在建立反帝的民族联合;主要对象是亚洲,最终意图则是希望促进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一国革命与亚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密切关系,将中国的革命运动视为亚洲人民争取独立、主权斗争的重要环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孙中山在横滨向宫崎寅藏表露自己的抱负:“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人道而拥护之”。民国2年(1913)2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召集的欢迎会上作演讲,称亚洲为亚洲人的亚洲,“亚细亚之和平,亚细亚人应保持之义务”。 3月,在大阪向日本工商业界发表演说,把中日联合与抵制西方联系起来,希望中日两国能“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
    “大亚洲主义”的提出,有一个过程。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侵略本性还缺乏认识,称日本朝野有世界眼光与知识,中日两国同种同根,“决无相异之理”。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甚至主张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的富源,美国以门罗主义统合太平洋以东势力,“各遂其生长”。从而将“大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相等同。民国6年(1917)起,孙中山对日本政府的侵略本质开始有所提防。在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信中指出,中日两国欲达到“真正之提携”、“真正之亲善”,关键在日本。日本政府必须抛弃以往支持北洋军阀政府、攫取中国利权的政策,“援助正义”,援助中国革命党,如是,“亲善之感情可结,东亚之和平可期”。民国8年6月,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明确抨击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国家,极力发展侵略政策,“此中国与日本之立国方针,根本上不能相容”。虽然如此,孙中山并未对日本完全绝望,仍然认为日本与其他列强有所不同,毕竟是亚洲东方国家,有着“王道文化”的悠久传统,在“公理”、“正义”的感召下,也可能会“幡然觉悟”。因此,孙中山主张筹组以“中、日、俄”为核心的“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争取亚洲的民族独立。他还亲自与头山满、犬养毅等日人交涉,希望日本能率先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民国13年(1924)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日本神户。应神户商业会议所、大阪《每日新闻》等五团体之邀,于兵库县立女子高等学校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说。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演讲,也是对其以往亚洲联合主张的一次集中表达。
    “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1.号召亚洲联合,反对殖民压迫
    孙中山指出,亚洲是人类最古文化的发祥地。近几百年来,亚洲诸民族渐渐萎靡衰弱,受到西方国家的侵凌。日本国民有先见之明,在30年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成亚洲最早的独立国家,这是亚洲命运的转机,是“亚洲复兴的起点”。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战胜俄国,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胜利,给亚洲各民族以极大鼓舞。此后,埃及、土耳其、波斯、印度等都兴起了独立运动,亚洲各国间出现了“联络的趋势”。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振兴与亚洲复兴命运相关。中国的独立富强,为兴亚所必需,亚洲的复兴又是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在亚洲复兴的问题上,孙中山特别强调中日联合的重要。他称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国家,两国如能互相协作,“东洋和平,进而世界和平,易于得到保障”。亚洲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而今一部分屈伏于欧美势力的范围之下。如果中日两国协力进行,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的光荣历史,“令世界有和平,令人类有大同,各有平等自由之权力”。
    2.宣扬王道文化,反对霸道文化
    孙中山认为,大亚洲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亚洲固有的文化,不论是政治方面、道德方面、工业方面都比欧洲优秀。欧洲文化虽是科学的文化,但它讲功利强权,用洋枪火炮压迫人,是“霸道的文化”;东方文化讲仁义道德,“不是要人畏威”,而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是“王道的文化”。“霸道的文化”与“王道的文化”相比较,后者更有益于正义和人道,有益于民族和国家,所以“王道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实现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道文化为基础,兼学欧洲的科学技术以自卫。孙中山指出,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在于对抗欧洲的强盗民族,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打不平,即提倡“打不平文化”,而非盲目的“文化排外主义”。欧洲有受压迫的民族,亚洲也有“行霸道的国家”。如苏维埃俄国便是实践“王道文化”的楷模,其实行的新文化即与东方文化完全一致。而亚洲国家也有学欧洲武功文化的,日本便属其中的“最完全”者。
    孙中山指出,日本民族既得到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今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日本“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全在日本国民自己去“详审慎择”。他希望日本在“公理”、“正义”的感召下,能“幡然觉悟”,“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
    孙中山认为,讲“王道文化”并非是一味依靠和平手段。他指出,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劝说他们放弃所侵占的权利,无异于“与虎谋皮”。亚洲人民欲完全收回权利,就只能诉诸武力。
    3.主张民族联合,共至世界大同
    “大亚洲主义”中的民族“联络”,也包括对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联合的呼吁。孙中山反复论述中国所属的“次殖民地地位”、“奴隶地位”,指出其原因即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要与世界上一切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在民国13年(1924)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出国民政府对外的责任是:反抗帝国侵略主义,与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解放出来。他还借用列宁的说法,号召四万万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
    孙中山将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号召联合“外洲”、“外国”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强权”,主持“公理”。他指出,将来世界的战争并非是黄白战争,或是欧亚战争,而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亚洲固然有许多被压迫民族,“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因此“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未来的战争只能是“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即是一种“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或者被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孙中山希望将来的世界,能够以“道德和平”为基础,反对侵略与霸权主义,实现民族间的平等与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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