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孙文档案 > 孙中山志 > 思想 >
物质与精神观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5 【点击率】

(一)物质与精神合一

    《孙文主义》中,孙中山在阐述宇宙进化及人类起源问题时,涉及了物质与精神的问题,但没有展开。民国10年(1921),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讲(亦称“军人精神教育”)之前,曾在多次讲话中谈及“物质之文明”与“精神之文明”的问题,但明确地阐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却是在此次讲演中。孙中山在强调“精神”对军人的重要性时,提出“物质与精神合一”论。
    孙中山认为,世界上事物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孙中山列举种种事例,宇宙间如风、水、动植物,房子里的“茶杯、木头、手表”是物质,人体的五官百骸是物质,“元素合而成物质”,星云、电子、元素、地球是物质,战争中“武器为物质”等。什么是精神,孙中山认为,简单而言,“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人的语言行动,便是精神所支配,“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孙中山认为,物质与精神“二者本为合一”,“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互为用”。孙中山借用中国哲学的“体”与“用”范畴,具体阐述二者的关系,指出“体”即物质,“用”即精神,物质是派生精神的主体,精神是物质体现的作用,没有物质“不能体现精神”,但又不能“专恃物质”。如人的一身五官百骸是“物质”,是“体”,能言语动作便是“用”,是由精神所作为,“二者相辅,不可分离”,如果“丧失精神”,那么虽有五官百骸,也不能言语动作。可见“体”不能离“用”,“用”亦不能离“体”。
    孙中山的“物质与精神合一”论,虽主张物质与精神相互为用,但更强调人的精神的巨大作用。认为物质与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孙中山认定,精神为人所特有,光有物质那个“体”,没有精神那个“用”,“必非人类”,正因为人类有精神而区别于其他动物,并能驾驭其他动物,就好像人的力不如牛,但一小童能用一根绳子牵引牛,如意地往东或往西走。
    物质与精神合一论,揭示了“物质”的内涵和“精神”的内涵,阐述了物质与精神二者相统一的关系。它是孙中山建筑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点,以及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待互动思想的理论依据。

(二)心为本源

    《孙文学说》,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他一方面承传中国古代的心学思想,另方面又从革命实践中领悟到“心理”作用的重要。认为革命所以受挫、建设无法开展,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存在障碍,由是而力图通过揭示“心”的作用而唤起民众,以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自始以后的后半生。晚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重释三民主义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民国12年至13年(1923~1924)间所作的多次演讲,如“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在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等,都集中就革命的未来发展与“民心”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
    孙中山提出“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认为心是万事的本源,天下世事,无非是人们的心理的表现,不论国家或政治,无非是“一人群心理”的“现象”。因此,孙中山认定“心”的作用甚大,它决定政治的好坏、事情的胜败,只要有信心去办,移山倒海的难事也能成功,而无心去办,再容易的事情,也无法办成。由此孙中山进而推断,“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他举例如辛亥革命期间,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而民国所以成,就是成于“得了这个根本”,“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疑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时期,“改造人心”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就好像新屋建成了屋基,然后筑墙和上梁就容易。
    孙中山沿用中国传统“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攻心为上”的思想,把“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哲学思想运用于革命和技术实践,从而提出富于指导意义的策略思想,诸如破“知难行易”立“知难行易”的思维方式,扫除革命和建设中的心理障碍;确认革命党本身的力量,便是“人民之心力”,“人民之力”与“兵力”“并行”,但以人民之力“做基础”,为最可靠;主张“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就是没有“钱”和“弹”,也能打胜仗,也能统一中国;确认“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至于如何得人心,孙中山提出把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也就是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
    “心为本源”论,高度肯定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作用,揭示人的精神对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国家的兴衰、事情的成败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注重民意、关切民生,并重视激励革命精神和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理论依据,成为他晚年注重宣传“主义”,以“主义”团结民众的理论依据。但“心为本原”论有过于夸大精神与意识作用的倾向。

(三)两个文明相待

    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刚刚成立,致力于振兴中华的孙中山,即以为“破坏告终,建设伊始”,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投入建设事业的思考和实地考察。同年9月27日,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讲中,孙中山提出“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把建设分为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同年10月23日,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对中国和外国“道德文明”和“物质文明”进行了比较,谈及各方的优劣。民国6年7月2日,在广东学界欢迎会上,他又坦然表示,欲著一书谈中国的建设方略,并明示该书的大意“有精神上之建设,有实际(质)之建设”。民国7年至8年,孙中山先后完成了《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后来出版了合订本《建国方略》。在该书中,孙中山分别对“物质”与“精神”(亦称“心性”)两个文明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勾画其具体的建设方案,明确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民国9年,在为《大光明》年刊题词时,又重申人类“不但须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此外孙中山的其他一些讲演也涉及两个文明的关系问题。
    两个文明相待论,以区分物质文明与精神(心性)文明为理论前提。孙中山认为,宇宙现象“不外物质与精神”,因而社会建设也就包括物质方面的建设和精神方面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是工业和各种实业”,即以发展实业为物质建设的内容;精神文明建设则不仅包括“政治修明”,还包括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道德伦理建设和国民形象建设。
    两个文明相待论,以“物质与精神合一”为理论基础。孙中山认为,物质与精神虽相对立,但又不可相分,二者“相辅为用”,“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又不能“专恃物质”,物质为精神之“体”,精神为物质之“用”。
    两个文明相待论的核心内容,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彼此“相待”。所谓“相待”,孙中山认为,即“相对”、“相辅”,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共存于统一体中,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兼容、相互促进、同步发展。只有两个文明相待互动,人类社会才能发展。
    两个文明相待论,是对中国和西方社会文明建设经验的总结。孙中山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的时代里,不论是中国或西方,两个文明建设虽共存于一个社会,但往往不能同步发展,常常出现不相协调。如中国历来注重“心性”而轻视“物质”,“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物质文明”却“不及外国人”,特别是“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故影响了“心性文明”的发展,而素重“物质”的西方,因轻视“道德文明”,使物质的进步反给人类带来“恶果”。
    两个文明相待论,揭示了社会文明建设中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同时协调发展的必然,提出了两个文明相待互动的策略思想。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