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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观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6 【点击率】

(一)知难行易

    知难行易论,是孙中山转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创立的哲学理论,被孙中山喻为自己“发明”的学说。
    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是经孙中山多年深思熟虑而一直坚持的观点。孙中山早在民国6年(1917)7月21日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便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似是而非”,明确提出要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并举例说明他的学说的正确性。民国7年1月23日宴粤报记者时的讲话,孙中山又重申“知难行易”与旧学说“知易行难”的对立,二者间“知难行易”“乃为真理”,并指出旧学说流弊对国人的影响。同年,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难行易”学说,在后来出版合订本《建国方略》时,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后加了副题“知难行易(心理建设)”,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知难行易”学说的提出,是针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受挫,党内出现各种异议,致使孙中山的许多主张遭到反对,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们受到“知易行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左右。“知易行难”已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心理大敌”。孙中山指出“知易”的说法,使人轻视革命理论,而失去革命理想;“行难”的说法,使人害怕革命实践。故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必须破“知易行难”,以“知难行易”替代“知易行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孙中山始终以“知难行易”说为指导思想。在晚年国共合作时期,他的多次讲话仍提出在新的形式下必须坚持“知难行易”学说。民国11年(1922)1月22日,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讲中,论及中国现在的文明不及外国和古人时,他仍把落后的原因归之为“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民国13年,在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中,强调他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易行难”,而他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同年,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到“我的学说——知难行易”,虽没有再作理论的展开,但还是强调“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了”。
    “知难行易”学说,首先界定了“知”与“行”两个范畴。孙中山所说的“行”,是指行为、行动、做事、践履、实行或说实践。“行”不仅是人的一般生活行为、道德践履,还包括一切从不知到知的社会活动,如“生徒之联系”、“科学家之试验”、“探险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等。孙中山所说的“知”,不仅是一般的“知到”,而是“知道”,“道”即“规律”,“知道”即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
    “知难行易”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把中国传统的“知”与“行”的“难”与“易”的位置颠倒过来。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信奉“知之非艰,行知惟艰”(即“知易行难”)的信条,而孙中山创立“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即“知难行易”)学说,认为“知”比“行”难,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人类对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才从“不知”到“知”。他列举十件大事: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以无数事实论证“知”比“行”更难,因为人们往往懂得去做,却不懂得做的道理。如“饮食”是人的本能,从娘胎出来,不待教即能有饮食的行为,但有多少人能知其中的道理?人们天天用钱,甚至以为“金钱万能”,但有多少人知道“钱”是什么,有何功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然而用什么方法,人民“亦不能自知”。只有到了近代,有了生物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等,人们才懂得饮食的道理;有了经济学,人们才开始知道钱币作为“百货之中准”的道理;有了文理之学,人们才懂得做文章的道理。孙中山认为,“知”和“行”不是一回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可从根本上而推翻”。孙中山是说,人们的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广泛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则是很难,科学、知识、理论、学说来之不易。“知难行易”学说的理论归宿是强调“知”来之不易,但能知也便能行,而且更能行。
    “知难行易”学说创立的宗旨:一是揭示“行”是“知”的基础,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但“知”比“行”具有更高的品格,理论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实践;二是揭示近代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的产生,使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知而后行”的新时代,人们不再是“不知而行”,或“行而后知”,而是“知而后行”,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三是直接针对“知易行难”,只注重经验,忽视理论,轻视科学的旧思维方式,晓谕人们必须从变“知易行难”为“知难行易”,“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路”。
    “知难行易”学说,抓住了时代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为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为孙中山开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知行发展三时期

    《孙文学说》中,为说明人类从“知”到“行”是一个艰苦过程,而提出了知行发展三时期论,并阐述了三时期的划分及其划分的依据。后来,孙中山虽用到这一理论的一些概念、术语,但再没有在理论上展开。
    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过程是知和行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经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由草昧进文明”是“不知而行时期”;第二时期——“由文明再进文明”,是“行而后知”时期;第三时期——“由科学发明而后”,是“知而后行时期”。就是说,人类在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时,是处于蒙昧时代,“人类浑浑噩噩不识不知”,人们虽然也进行各种“行”的活动,但那时的“行”并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故称之为“不知而行”;当人们跨入文明门槛之后,“人类之觉悟渐高,知识日涨”,已经能在各种不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由“不知其道”到“知其道”,“知道”就是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故这一时期称为“行而后知”;当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能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近代科学产生之后,人类有了“真知识”,达到了“知道”,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故这一时期称为“知而后行”。三个时期的发展展示了人类进化由比较盲目的、缺乏科学真知指导的“行”——“不知而行”,到比较自觉的、在科学真知指导下的“行”——“知而后行”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通过“行”而产生“知”,另一方面,又是在“知”的指导下,进行自觉的“行”,“行”与“知”的辩证发展构成人类文明进化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相一致。

(三)“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

    《孙文学说》第五章“知行总论”里提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能行之”的观点,接着第六章以“能知必能行”为题,以国内外的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为据展开论述。该书第七章孙中山以“不知亦能行”为题,同样引古今例子进行论证。
    孙中山认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能行之”,“天下事”只怕“不能知”,“倘能由科学之理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在科学的真知灼见的指导下,“行”并不难。孙中山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独立运动、暹罗效仿日本维新等的成功,佐证“知之则必能行之”。孙中山强调世界已处于“科学倡明”时代,中国顺应“世界进化之潮流”,依循各国的“先例”,在科学真知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则革命与建设必能成功。孙中山又认为,“不知亦能行”,人类的进化以“不知而行”为“必要的门径”,人类的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是不可“变易”的“自然法则”,它不因科学倡明而改变。因为即使在科学倡明的时代,人类也不可能什么事都“先知之而后行之”,“不知而行”的情况比“知而后行”的情况会更多,“行”不仅是人类的本能,而且也是人类“生存”与“发达”所必要。
    “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二者分别揭示“知”和“行”的作用,并以此二者的并举,来阐明“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山既主张“知之而后能行”,高度肯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告诫人们不可轻视科学的真知,同时又认为“不知亦能行”,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勉励人们勇于实践。孙中山立此二命题,直接针对当时革命队伍中既轻视理论、缺乏理想,又不敢大胆实践,即既不欲“知”,也不欲“行”的状况。

(四)知行新路径

    《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本着顺应世界进化潮流、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处于“科学倡明之世”的新的知行路径,以求能“事半功倍”。
    孙中山认为,“当今科学倡明之世”,凡做事“必先求知”,而后才“敢从事于行”,这便能避免错误,防止失误和浪费时间,以提高工作效率。他进而提出新的知行路径:“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即从“知识”——“意象”——“条理”——“计划”——“功夫”。孙中山认为,只要按这一知行新路径行事,则不论事情“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指日可乐成”。他以美国的铁路工程和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工程,以及当时的无线电和飞机等为例,说明这一切已是“彰彰可考”的“事实”。孙中山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由于“科学之原理既知”,以及“四周的情势皆悉”,也就是既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掌握有关的情况,于是“由工程筹定计划”,“按计划而实行”,便“无难”。
    知行新路径论,揭示在科学倡明时代人们的知行路径从“行而不知”或“行而后知”转变为“知而后行”。孙中山主张自觉地在科学的指导下,先计划后行动,努力避免“行”的盲目性。

(五)“三种人”

    孙中山一贯关注民众,认为革命和建设都是各种人合力的结果。《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在“人类的进化”中,有三种不同作用的人,首次使用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概念,着眼于三种人“合力”共成革命和建设事业。又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先知先觉者”缺少,“后知后觉者”“重实行而轻理想”,“不知不觉者”受“迷惑”,故未造成合力。孙中山晚年,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对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军阀失去了信心,开始转向寻求民众的力量。在民国13年(1924)的“三民主义”讲演中,他进一步阐述“三种人”学说时,仍主张世间的事均由“三种人”“合力”作成,同时一方面把注意力转为强调第三种人作为“实行家”的作用,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先知先觉者”的聪明才智和发明作用。
    “三种人”论的基本内涵:(1)提出划分“三种人”的依据。孙中山认为,过去中国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种,他却依据“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2)人类文明由三种人共同创造。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进化“成于”三种人,“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都是不可能”。(3)三种人作用各异,但“相需为用,缺一不可”。孙中山认为“先知先觉”——“是发明家”,“后知后觉”——“是宣传家”,“不知不觉”——“是实行家”,由第一种人“创造发明”,第二种人“仿效推行”,第三种人“竭力乐行”。“三种人”的关系就像建楼房时工程师、工头和工人的关系,工程师通盘计算、画出图纸,工头看清图纸后交工人搬运材料、砌砖盖瓦,楼房是“三种人共同做出来”,世界上的大事也都如此。故孙中山强调“为惟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国家之强弱,人人有莫大之责任”。(4)世界的进步,或说是靠“第一种人”,或说是靠“第三种人”。孙中山认为,第一种人称“先知先觉”,有“绝顶的聪明”,由于这种人“预先想出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情”,“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但又认为,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政治改革的责任,第三种人“也要有一份”。
    “三种人”论,没有彻底摆脱“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观的影响,但揭示了历史由三种人创造,并重视“不知不觉”的“实行家”,即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和世界进步的作用。孙中山早年便关注民众,致力于“唤醒民众”,晚年又从依靠军阀转向依靠民众,相信“求中国民族解放”实以“多数之民众”为后盾,提出“扶助农工”,并坚定建立“四万万人当皇帝”的民主政治的决心。“三种人”论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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