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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史观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7 【点击率】

(一)民生动力

    孙中山一向注重民生,领导民主革命的初期即提出民生问题,并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民生主义”成为其革命学说“三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民国13年(1924),孙中山作“三民主义”讲演时,才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把“民生”作为社会进化的“重心”,作为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并展开理论的阐述,标志着孙中山别具特色的民生史观的创立。
    孙中山在回答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提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他认定“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一切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也就是“社会的重心”、“历史的重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所谓“民生”,在孙中山看来便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民生”问题,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是“人类求生存问题”。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即“民生”问题,“社会才有进步”。由此孙中山推断,“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孙中山认为,“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孙中山不同意马克思以“物质”、以“阶级战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就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步为果”,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在孙中山看来,“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时的“一种病症”,其产生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此“人类求生存”——“民生”问题就是“因”,“阶级战争”是“果”。
    民生动力论,显示了孙中山对社会生活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它虽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误解,但却揭示了人类为求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意义和作用,因而,它成为孙中山坚持“民为邦本”,终生关注民众疾苦,以解决民生问题、建立民生主义社会为革命的最终目的的理论依据。从理论的层面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从“杰出人物”或从“绝对观念”那里去寻求历史发展动因的唯心史观。

(二)均平与协调

    均平与协调论,是孙中山所代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继承中国哲学的思辨性,而避免西方近代哲学的机械性的突出体现。
    孙中山没有专著阐述均平与协调论,集中谈论均平与协调的言论也不多,仅有几次较明确的表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十七日,在《复某友人函》中,首次提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役”,“今日之不平”,日后必有“大冲突”而趋于“平均”,明确把“均平”作为事物的自身属性。民国元年(1912)4月14~16日,对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孙中山坦言他所抱的“宗旨”,“不过平其不平”,即要把“不平”的事弄“平”,又说以“分配平均之法”解决社会问题。民国10年4月4日,在广东教育会的讲话中,孙中山指出,政治中有“自由”的潮流和“秩序”的潮流两股力量,只要“两力平衡,方能适当”。民国12年12月2日,在广东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称“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民国13年间,孙中山反复运用“均平”的观点分析社会问题,寻求革命的出路,在“三民主义”讲演中,特别明确提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视“协调”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尽管集中地明确地论述“均平”与“协调”不多,但孙中山的整个革命理论却体现着均平与协调论的红线,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六方面:(1)体现于“三民主义”总纲——一个“平”字。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都是一贯的”,“都是打不平”,即“对外打不平”、“对内打不平”和“对富人打不平”。(2)体现于政权建设——“均权”主张。孙中山主张中央与地方采取“均权制度”,又主张“权能相分”,达到“地方”与“中央”均权,“政权”与“治权”的适度平衡,协调地方与中央、官员与民众的关系。(3)体现于经济纲领——“均富”的主张。为解决“社会上贫富太不均”,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经济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通过“土地国有”和“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由国家统一调控和支配社会资本和财富,而从根本上协调贫富关系。(4)体现于经济建设——各区域、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孙中山主张以“系统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在他设计的经济建设蓝图“实业计划”中,规划各个经济部门、经济区域都“彼此相互依倚”,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环环相扣,以求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5)体现于社会发展——以“协调利益”为动力。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而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即“为大多数谋利益”,“调和”、“协调”这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便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6)体现于国际关系——国与国的互助与协调。孙中山主张采取“开放主义”的国策,认为国与国的互助、互惠与协调发展是客观存在的必然,明确提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以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相互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此外,孙中山还主张中西文化的兼容和协调发展。
    均平与协调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孙中山的行动指南,贯穿于他的整个三民主义学说和一生的革命实践。直至晚年,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他仍然坚持以均平与协调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社会互助

    社会互助论,是孙中山针对西方流行的“生存竞争”学说而提出,主要回答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原则和规律问题。
    社会互助论,在孙中山的许多讲演和题词中多有提及。民国元年至2年(1912~1913)间,孙中山多次批评“生存竞争”学说。民国元年10月14~16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时首次明确提出,“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民国2年2月2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称,当今社会主义时代“注重人道”,“不重相争,而重相助”。完整地从历史观的层面上阐述社会互助论,则是在民国7年撰写的《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在肯定宇宙进化经历物质——物种——人类三个时期之后,提出“互助”是人类进化的原则。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又称“互助”是“人类进化之主动力”。民国13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又称古代人类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同类相助”,即“互助”。孙中山所言的“互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互补”,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中,“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聪明才力各不相同,聪明才力“有余”的人,“当辅助”聪明才力“不足”的人,“以有余补不足”。其次,是“相识”、“相亲”。孙中山认为人“能知”、“能识”,因而“人与人可以相识、相亲”,彼此的“相识”、“相亲”便是“互助”。再次,是“相助”。孙中山认为,人不能“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顾大家之利益”,“人不应相争,而应相助”,“互助”便是互不相争,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援助。
    孙中山把“互助”作为人类进化的原则和动力。他认为人类由“有智识、能互助”的动物进化而来,“合作互助,生存之本”,“互助”是人异于动物的标志。因为人是有道德的动物,而道德的基础便是互助,道德即互助,互助即道德。因而,孙中山断定“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互助之用也”。他强调人类进化的原则不同于一般动物,动物进化的原则是“竞争”,人类进化的原则是“互助”,社会国家是“互助”的实体,而仁义道德则是“互助”的表现。“互助”作为人类的进化原则,是不可抗拒的,只可顺应,否则将受到惩罚。孙中山还认为,人类进化的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互助”所以成为人类进化的主动力,因为人类“能互助,故能合而御强”,又由于人能彼此“相识”、“相亲”、“互助”,便能凝聚和团结,联合起来抵御来自大自然的各种袭击,从而能“自保”和“进化”。孙中山在肯定人类进化离不开“互助”的同时,也看到争斗、竞争和战争仍然存在。但认为“斗争之性”是“动物性根”遗留给人类,“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并寄希望于“世界大同”,“永无争战”。
    社会互助论,一方面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同时又是对中国传统的“仁爱”、“兼爱”、“大同”思想的承传。它揭示了互助、道德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矛盾的同一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虽然对矛盾斗争性有某种忽略,但它毕竟成为孙中山建立三民主义学说,以及提出协调经济利益、三种人共同创造历史,以及对外开放、进行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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