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孙文档案 > 孙中山志 > 思想 >
宗教观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8 【点击率】

(一)政治与宗教相提挈

    政治与宗教相提挈论,是孙中山宗教观的重要内容。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又是一名终生信奉基督教的教徒。清光绪九年(1883)年底,孙中山在香港纲纪慎会堂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洗礼入教。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后,他认识到,“就宗教与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更优”,从此倾向于进化论,否定上帝造人说,但也并“未完全”“弃置”基督教。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对外宣言》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国民宗教信仰自由。民国元年5月11日在广州石室天主教堂欢迎会上和9月5日出席北京基督教六教会欢迎会的讲演中,谈及“政治与宗教”的“连带关系”,宗教“补助”政治的“不及”,并明确提出“政治改良,宗教亦渐改良”,“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挈”,又多次接见宗教界人士,鼓励各教发挥作用。
    孙中山认为,宗教与政治有“连带关系”,一方面,宗教“是问政治的”,“耶稣是个革命者”;另一方面,政治需要宗教补充,“国家政治上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凡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均幸得宗教有以扶持”。孙中山进而指出,宗教的“补助”作用产生于“宗教富于道德”。孙中山认为,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先有“人形”,再从“人形”而进入于“神圣”,所以“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孙中山便是把耶稣基督作为人格和道德完善的化身来加以信奉,基督教义所包含的救世、献身、友爱、平等、公正等道德观念,被融入孙中山的崇高人格。民国初年,他主张发挥宗教的“劝善”作用,利用宗教道德净化国民道德,激发全民的“爱国心”和“各尽其责”的社会责任感,以铸造有完全人格的国民,由此“补民国政令之不逮”,“辅助国家,促进政治之进步”。
    政治与宗教相提挈论,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相互依倚、相互促进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在认识了宗教不及科学之后,仍然要发挥宗教的作用,并立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政教分立论

    民国初年,孙中山虽然承认宗教对政治有辅助作用,却又主张“政教分立”。他在民国元年(1912)2月6日《复高翼圣韦亚杰函》中提出“政教分立”是“近世文明国”的“公例”。
    孙中山抛开作为一名虔诚基督教徒的个人宗教情结,在肯定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的同时,理智地提出教可辅政,但不得干政,反对政教合一,力主政教分立的主张。原因是:(1)从发挥宗教的作用上,孙中山认为只有政教分立,宗教才不受政治的“纷扰”,使“信教”和“传教”“皆得自由”,教会能“发挥其真美之宗旨”;(2)从国际惯例上,孙中山认为“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3)从历史经验上,孙中山认为,近代以后,一些有“野心”的国家,以传教士为“前驱之谍”,或是外国传教士“溢出范围,涉及内政”,进行侵略活动;(4)从现实上,孙中山认为教会“在现在制度下”,宗教“不免有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能”。
    政教分立论,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孙中山的宗教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宗教有主义

    民国元年(1912)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虽然认为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是宣传“空虚”的道理,但又指出宗教“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
    孙中山认为,“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是宗教“之所以能感化人的道理”所在,因为一般的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不惜一切,“牺牲生命”也“不辞”,“所以宗教的势力比政治的势力还要更大”。
    宗教有主义论,是孙中山一生虔诚信奉基督,把基督的教义融入他的革命学说,并为之终生奋斗的人生历程的理论总结。经历了多次挫折的孙中山,在他的晚年试图以他的主义去统一全党和全民的力量,他借鉴“宗教有主义”,效法通过宣传主义去感化人的做法,反映出孙中山的宗教观服务于他的政治活动。

(四)以基督教作新文化基础

    孙中山青年时代皈依基督教,一直把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力图通过基督教去吸纳西方文明的养分,他建构的三民主义学说也曾借取基督教义。后来在《武昌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中,孙中山明确提出,“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体现孙中山“仿行西法”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取向。到了晚年,孙中山却提出“复我国粹”,并主张以中国的“王道文化”作为新文化的“基础”,文化取向发生了变化。
    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得到“世界各国都尊重”就必须“建筑一个新的文化”,而这一新文化的“基础”,便是基督教。孙中山的依据:(1)“基督教的经典,是文化的法规”,它又是“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进展”的;(2)“基督教的精义,确实是活的真理”,“可以实行”,他“知革命之真理,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他的“革命精神”,多“得力于基督教”;(3)中国传统宗教如孔教、佛教、道教,都比较“保守”,“不能使本国的文化进步”,中国的偶像崇拜,更是愚昧落后。
    基督教作为新文化基础论,是孙中山早期学习西方以改造中国的文化取向的哲学基础,反映孙中山欲摒弃保守的旧文化,建筑中国新文化的美好愿望,但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基督教作用。孙中山没有始终坚持这一理论,事实上它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支配着孙中山,成为他致力于通过基督教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理论依据。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