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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观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9 【点击率】

    孙中山在联系中国实际,阐发自己的伦理观时,非常重视“心性文明”的建设。他指出:“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他坚信物质文明程度越高,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的“道德文明”(心性文明)的水平也越高,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要靠“文化的发扬”和有“很好的道德”。因此,他号召国民要“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军阀官僚”,创造和谐的、有秩序的美好社会,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一)以中国“固有道德”为基础

    孙中山伦理观的基础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他指出:“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就其源流,考其利病,是指补偏救弊之方”。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近几百年间,中国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丢掉了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
    孙中山认为,中国“固有的旧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在新的历史时代赋有新的内涵。另外,他还提倡过“智仁勇”精神。
    1.忠孝
    对于“忠”,孙中山这样认为,“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都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可见,孙中山对封建主义的忠君之忠是断然否定的,他主张的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职守的新道德。
    对于“孝”,孙中山则认为,“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他的这一说法并不是肯定封建孝道,封建人伦的“孝”是封建人伦的“忠”的基础,而孙中山所讲的“孝”,却是以民国之国民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与他讲的“忠”相辅相成的。正如孙中山所说:“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2.仁爱
    孙中山对“仁爱”一词的解释与儒家的传统诠释也有区别。他没有引证儒家的传统说法,而是采用了被儒家视为异端的墨子的“兼爱说”。他说:中国“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他还指出“中国古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唯独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最为“适当”,并说:“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从而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仁爱解释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博爱。他批评了“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的论调,认为要“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最后,他为仁爱赋予以爱国、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新内容,说革命党人、革命军人的仁,应表现为爱国、救国,三民主义“即为军人之仁所由表现。”
    3.信义
    孙中山对于信义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曾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他用传统的“信义”观念来规范近代世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并以中国和日本对待自己的邻国朝鲜的不同态度为例,谴责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弱小国家的欺诈掠夺,认为这既不守“信”,也不守“义”。
    4.和平
    孙中山在谈到“义”的时候,又提出了新的和平概念。他说:“中国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可见,孙中山提倡的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守信尚义、和睦共存的民族伦理道德,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以仁义道德为内容的东方文化。

(二)以“互助”、“博爱”为原则

    孙中山在13岁时就到国外生活、学习、工作,对西方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西方文明在其伦理思想的形成中有着决定作用。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而西方走进文明至今不过几百年,中国积弱的缘由是“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为近世的文明”。中国要转弱为强,就应“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在伦理思想上,孙中山“取法”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最高道德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在20世纪初,他就明白宣布:“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他认为,三民主义“皆为平等、自由主义”,彼此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人类互助原则和博爱观。
    1.“人类以互助为原则”
    孙中山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之理”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但他坚决反对把“物竞天择”的原则用于人类社会。他把进化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三个时期。他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即在于,生物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是人类因互助的需要而结成的整体。“道德仁义”是互助原则的具体表现,人类只有互助才能解决“求生存”的问题,才能使社会国家得以维持,社会国家的进步在于培养高尚道德,故互助也是道德思想进化的根源。
    基于此,孙中山提出:人类有两种思想,“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重于利人者,每每直到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因此,“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宜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如果人人都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他人服务,就可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发扬利他主义,也就是克服利己主义。孙中山针对当时社会中做官总是和牟取私利相联系的现象,多次告诫革命党人:“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
    孙中山的“互助”思想既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如墨子的“兼爱说”,也有会党的“义气团结”的影响,但主要的还是受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互助论”的影响。孙中山利用这一学说,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进化论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生存竞争原则只能适用于无知的物种进化,而不是用于有道德意识的人类进化。“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孙中山还认为,“互助”包括“社会互助”和“国际互助”,“社会互助”即“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要调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就有赖于人际间的互助合作,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能生存发达、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国际互助”即“相资为用,互相以成”。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是“荒岛孤人之思想”,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进行国际之间的“互助”。
    2.“博爱之心理”
    孙中山认为,西方学者所说的“博爱”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兼爱”、“仁爱”是相通的。他还对以“博爱”为内容的“仁”作了不同内容的解释:“救世之仁”即“舍身以救世”的“宗教家之仁”;“救人之仁”即“以乐善好施为事”的“慈善家之仁”;“志士爱国之仁”即“救国之仁”。孙中山把博爱看成是一种心理,他的“博爱之心理”就是孟子的“恻隐之心”,是“良知”。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诸君享这样的安乐幸福,想到国民同胞的痛苦,应该有一种恻隐怜爱之心。孟子所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诸君所固有的良知。”
    为了实现救国理想,孙中山还把“博爱”的口号与爱国主义和民生主义联系起来。他在《对驻广州湘军演说》中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民穷财尽的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世界。无论哪一种人在这个世界之内,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现在中国之内,这种痛苦日日增进,这种烦恼天天增多。我们看到这种痛苦世界,应该有悲天悯人之心,发生大慈大悲,去超度这个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变到好的地方;把这种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孙中山在这里借用了佛教的语言,但他并不是教徒,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改良派,而是一个决心把旧世界改造成为新世界的革命者。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三)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境界

    “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伦理思想的最高境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二千多年以前孔子提出来的。孙中山认为,以前的“天下”是“天生的”天子的“家天下”,所以孔子的思想没有成为现实,“后来人类觉悟了,”认识到“人人都有这项特权”,“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他曾说:“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与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做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在孙中山的理想“天下”里,除了存在政治上“专制”与“民权”的区别,还有道德上的差异,即“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
    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孙中山指出:“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要造就高尚的人格,必须以德修身,完善自身,才能齐家、治国。孙中山充分肯定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始终把道德教育、道德感化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使其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服务,在实践上有重要的意义。
    信奉进化论的孙中山相信“文明进步”是人类必然趋势,“大同世界”的理想一定能实现。“人类进化之目的”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耶稣所谓‘尔皆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了乐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进步,已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于以前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不在远。”孙中山把“天下为公”的“公”看作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应潮流,就能到达“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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