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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10 【点击率】

(一)文化开放与民族振兴

    孙中山文化观主张文化必须开放,而开放的目的在于振兴中华民族。
    文化开放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辛亥革命前便多次谈及。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十二日,孙中山与邓廷铿的谈话时说到“我素重西学”,“欲将中国格外振兴”,首次把学习西方和振兴中华联系起来,以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次年初,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时,明确提出“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讲中,挑明文化开放的原因是为了“改革”能“取法乎上”。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回国途经欧洲时发表演说,具体说明文化开放的的内容是“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与中国的“旧文化”相“融贯”。孙中山晚年,比较强调“发扬”本国的民族文化,以振兴民族精神,但仍不忘文化开放,于民国13年(1924)1月2日《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再次明确文化开放以民族振兴为目的,“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在孙中山的文化观中,“开放”是主旋律,而文化开放以民族振兴为宗旨。孙中山认为,中国“今日改革的思想”,必须“取法乎上”,然而,曾是“文物之邦”的中国,近两百年来却落后了,“停滞不前了”,而“欧洲近来的文化”“进步很快”,“比中国进步”,“上乘”的思想,主要是“民主”思想。它并非中国文化所固有,故必须“外铄”,“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孙中山又认为,“大凡一个国家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武力之后便是文化建设,通过“学习外国之所长”,“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最终目的是把中国“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甚至于“驾乎欧美之上”。

(二)兼收众长与益以创新

    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1897年3月15日),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中,在提出“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时,强调对西方文化“不是说,我们要全盘搬过来”。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在欧洲的讲话,首次提出中西文化兼容,即“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民国12年(1923)1月1日,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八字方针。同年12月21日,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论及了“兼收众长”的具体内容,即“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才学”融于一炉。次年“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多次谈论各国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也有自身的优势,要把固有的道德文化恢复起来,但“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要学习外国”。
    孙中山认为,文化开放的具体途径是“兼收众长”,不论是古还是今,是中还是外,只要有用便兼而收之。孙中山又认为,“兼收众长”则须“进行比较、选择”,文化比较是文化开放的前提。孙中山通过文化比较检视了各种文化的特点及各自的优长,发现虽然文化进步有先后,但不管什么文化,总是先进中有落后,落后中有先进,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文化开放应是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而“比较”之后便是“选择”,对外国的“长”、“对我有用的东西”,才去学,而不是“全盘搬过来”;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也要古为今用,“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役”。“兼收众长”的目的,是“益以创新”,在文化的“比较”和“选择”之后,进行吸取、消化诸家之所长,最后达到“创新”,走自己的路的目的。所以学古人必须超乎古人,学西人要“驾于欧美”,终究要“作成一中西合璧之中国”。孙中山的“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可以用一简单公式表示:“比较”—“选择”—“兼收”—“融贯”—“创新”。

(三)复我国粹与学习西方

     孙中山十分关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早年便提出要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贯。清宣统三年(1911)在欧洲的演说中便提出,“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文化而融贯之”。这种看法持续了很长时间,成为孙中山融会中西方文化的一贯思想。然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贯时,二者间是否有一个主体与基础问题,随着孙中山对振奋民族精神的愈加关切,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更深入的了解,到了晚年,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中西文化的融会,必须以中国文化作为“基础”。他于民国13年(1924)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强调“恢复”和“发扬光大”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指出“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并明确主张“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习欧美之所长”。同年11月28日,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时,谈论了“大亚洲主义”,并认为“大亚洲主义”“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明确提出要造成大亚洲主义,“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
    孙中山素来肯定中华文化的优长,认为“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中国有“四千余年的文明”,“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我们道德上文明,外国人是万万赶不及我们大”。孙中山晚年,进一步把民族文化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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