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3 【点击率】

    彭西(Mariano Ponce,1863~1917),菲律宾人。1899年2月菲律宾爆发反美战争,以菲律宾独立党领袖阿奎那度外交代表的身份前往日本购买军械,并寻求亚洲各国对菲律宾独立的支持。在横滨拜访孙中山,全权委托孙购运军械。将购械余款交孙中山,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经费。孙将此款转交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虽然购运军械之事以“布引丸”沉没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结下深厚友谊,相互拜访,书信往来。在其所著《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中写道:“孙逸仙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1918年途经香港时还打算到广州与孙晤谈,但不幸病逝,未遂所愿。

    大隈重信(1833~1922),日本佐贺县人。1888年春至次年10月,先后任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内阁外务大臣,因谈判改正不平等条约,被玄洋社成员炸掉右脚,因此辞职。后任进步党党魁松方正义内阁外相。1898年任总理,与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组成“隈板内阁”。
    1897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通过犬养毅介绍,曾与大隈见面。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大隈曾著文认为孙不是“大人物”。但1913年2月孙正式访日时,18日大隈出席日本邮船会社的招待会,并发表演说,称孙“为政治革命之大成功者,而愿献身于铁道事业,此虽世人所泽,而余之敬服惊叹孙君,谓其有英雄非凡之眼光,即在于此。”孙致答词,宾主至为欢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流亡日本。1914年,第二届大隈内阁成立,孙为联日反袁,对大隈寄予厚望。5月11日,孙致长函于大隈,促其“助革反袁”,内称:“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如见实行,则日将取代英国为世界之首雄,“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功,举世至大之伟业也”。同日,孙还会见大仓喜八郎,会见后,大仓将会见始末函告大隈。不应。是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隈内阁决定参战,出兵占领青岛、胶济铁路。旋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孙中山因对日有所求,对上述种种日本帝国主义亡华行径,未作积极反应。1916年10月,大隈内阁结束。

    康德黎(Dr.J.Cantlie,1851~1926),英国人,外科医生。受孟生(Dr.P.Manson)医生之邀,1887年8月前来香港,参加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工作。同年,孙中山从广州博济医院转学入香港西医书院。康德黎从1889年至1896年继孟生担任西医书院教务长,是孙的业师,师徒关系甚笃。
    孙在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当在澳门镜湖医院执业时,康德黎曾前往指导孙为病人施手术。1895年,孙领导兴中会发动广州重阳起义失败,流亡海外,于次年4月在檀香山邂逅返国的康德黎夫妇。孙告知其师,本人亦将赴欧。康德黎将其在伦敦的住址写给孙,以便联系。康德黎返英后,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生。9月23日,孙从纽约赴伦敦,师徒曾经会晤。10月11日,驻英清使馆诱囚孙中山。17日,康德黎始获悉这一消息,立即全面营救,先报告警察当局,后与孟生医生报告英国外交部。在外交部尚未明确表态前,又到《泰晤士报》呈请公众舆论援助,并雇请私家侦探在使馆门口守候,以防孙被偷运出境。19日,康德黎接外交部批示具文正式报告此事。22日,他还向《环球报》披露此情。次日,在多方压力下,清公使馆不得不将孙释放。至1897年夏天,孙始离开英国东返,期间,与康德黎夫妇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康德称还帮助孙撰写《伦敦被难记》,使之名声大噪,成为国际知名人士。1911年,孙中山在康德黎家做客,康谓接国内电信,称孙将被推举为中华民国总统。孙即回国。孙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三个月,给康德黎写了三封信。1921年,康德黎著《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刊于伦敦皇家热带医药卫生协会的《热带医学评论杂志》。孙中山逝世后,康在伦敦举行的追悼会上登台演说。

    犬养毅(1855~1932),号木堂,日本冈山县人。与大隈重信相知。
    1897年,受外务省委托、提供费用,派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赴广东调查秘密会党,寻访孙中山行踪。是年9月,孙由平山周陪同由横滨赴东京,会晤犬养。犬养要孙留下,并介绍孙与大隈重信、大石正巳、尾崎行雄、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见面,还劝说平冈按月提供孙100元生活费。1898年9月中国发生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先后东渡日本,犬养毅曾试图促成孙、康合作,未果。1900年夏天,建议孙与康有为合作。1905年,支持中国同盟会成立。但犬养对康、梁仍情有独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来华。1912年1月7日,与头山满等赴南京,建议反袁势力“大同团结之必要”,主张坚持北伐。他拒绝担任孙任命的临时政府顾问一职。1月中旬回国后,犬养参加了国会对华政策的辩论,表示支持中国共和革命,抨击外务省推行的扶持清廷的政策。2月间犬养再度来华,不但游说孙中山、黄兴,而且还远赴武昌,游说黎元洪,反对与袁妥协。1913年春,孙访日,犬养表示欢迎。“宋案”发生后,孙兴兵讨袁,寻求日本援助,被拒。犬养反对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援北压南政策。“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孙又一次亡走海外,犬养与头山满极力设法使日本当局允许孙入境。犬养在中华革命党初期反对孙发动“三次革命”,但对孙等革命党人仍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予以援手。反对大隈重信内阁对华提出“二十一条”。1918年5月孙在护法失败后经日本返上海,孙抵热海时,犬养拒绝与之会晤。1921年春,犬养与头山满派宫崎寅藏、萱野长知赴广州,了解孙是否搞“赤化”。1922年,犬养组织革新俱乐部,次年任山本内阁递信大臣兼文部大臣,孙大表兴奋,致长函于犬养,认为犬养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甚至要求犬养在他拟议中的中日俄同盟方面予以助力,未应。1924年11月孙北上赴京,亟欲往东京会晤犬养等老朋友,但未能如愿。孙在神户停留,犬养派其助手古岛一雄作礼貌一叙。次年3月,孙在北京病危,犬养、头山派萱野长知前往慰问。孙逝世后,犬养深致悼念,并应邀参加1929年的奉安大典。

    头山满(1855~1944),字立云,日本福冈县人,大陆浪人首领。
    1897年,通过犬养毅结识孙中山,从此成为孙的终生朋友,对孙的革命活动多有帮助。1900年组织国民同盟会(后改组为对俄同志会),主张强硬外交,积极为日本的对外扩张献策。次年又成立黑龙会(军国主义团体)。1908年组织浪人会。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与河野广平等组织善邻同志会,主张援助中国革命军,并乘机攫取满蒙权益。是年12月,为统摄在华浪人,头山满到华。在孙返国抵沪后,与孙曾有数次晤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头山满与犬养毅均反对南北妥协,但未被南方各派领袖所接受。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去向未定,日本政府不欲开罪于袁世凯而接纳孙中山的流亡。头山满认为“穷鸟入怀,猎夫不杀”,更何况若孙为英美所控制,于日本外交不利,故与犬养毅一方面与外务省疏通,一方面通知孙到日本,并令古岛一雄、萱野长知通过三上丰夷、松方幸次郎接孙在神户上岸暂避,然后转往横滨、东京。头山满将孙安排在灵南坂本宅隔壁海妻猪勇彦家居住,后门相通,以策安全及对外联络,迄1915年8月间孙准备与宋庆龄结婚而他迁。头山还联系矿主安川敬一郎每月为孙提供1万日元费用。对于头山,孙可谓患难之交,终生感念。1916年4月孙返国以后2年间,他们虽未见面,但孙仍不时通问。1918年春,头山满曾邀孙访日。当孙在是年6月11日抵日本后,乘车至国府津车站时,头山等前往迎候小叙。1921年春,头山与犬养毅派宫崎寅藏、萱野长知访问广州,了解孙是否搞“赤化”。1924年11月孙北上赴京途经日本神户,头山满从东京前来会晤,对中国舆论有关收回旅大租借地要求有所质询。1925年3月,孙在北京病危,头山、犬养派萱野长知赴京慰疾。孙逝世后,头山满深致悼念,并应邀参加1929年的奉安大典。

    飞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1863~1923),世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孙中山的挚友。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学时,飞南第在香港法院任翻译,两人相识,逢成知己。1892年孙中山毕业后,准备在澳门行医,曾请飞南第在澳门代为申请行医执照。1893年飞南第主办澳门《镜海丛报》,多次宣传孙中山的医术精湛,表彰他的医德。孙中山弃医从政时,将自己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具赠给飞南第留作纪念。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潜往澳门飞南第住处,飞南第护送他到香港,脱离险境。在此年11月6日《镜海丛报》上,刊登了这次起义的电讯,并全文刊登孙中山撰写的《农学会序》,表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品格。辛亥革命后,飞南第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感到高兴。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任澳门市议事公局(即今市政厅)议员的飞南第特意致函孙中山表示祝贺,并建议澳门葡当局升旗志庆。后和孙中山书信往来不断。1912年5月,孙中山返澳门时与飞南第晤面。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曾拟聘飞南第为顾问,他以年事已高婉辞。

    潘佩珠(1867~1940),原名文珊,号巢南子,又号是汉,越南义安省南坛县人。年轻时读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受中国戊戌运动和梁启超的影响较深。1904年效法戊戌运动,在越南广南省发起成立反法革命组织(1906年正式命名维新会)。为谋求日本的援助,1905年5月抵达日本横滨,与梁启超有过多次面谈。回国后发起越南史上有名的“东游运动”,组织大批越南青年赴日留学。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在横滨就中越革命等问题进行过长时间的笔谈。孙力主民主共和,批评君主立宪制,建议越南爱国志士先加入中国革命党,待中国革命胜利再帮助越南独立。潘则认为共和民主政体暂不适用于越南,希望先图越南独立,进而规取两广及中原,光复全中国。两者意见相左,但促进了被此间的友谊。1912年2月在孙的政治思想和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抛弃君主立宪思想,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从宗旨到组织形式均仿照中国同盟会的光复会,并组建越南光复军。还前往南京拜见孙。8月联合中国革命力量,在广州成立振华兴亚会,目的是振兴中国,支援亚洲各被压迫民族,首先支援越南独立。1913年在广州为龙济光逮捕,入狱四年。1917年恢复自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以中国国民党改组为榜样,将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对孙的逝世深表哀悼,其所送挽联写道:“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精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哭先生。”

    梅屋庄吉(1868~1934),日本长崎人。1882年初到上海,后经营贸易不成功,1893年后转而经营照相业,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开业。1895年春,孙中山从檀香山返香港领导兴中会筹备广州重阳起义,通过其师康德黎结识梅屋,交流志向,梅屋大表支持。孙通过梅屋走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寻求援助。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梅屋在东京有乐町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援所。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梅屋积极支援日本声援辛亥革命的组织有邻会、支那共和期成同盟会的活动。1913年春欢迎孙访日,孙返国后曾具名函谢。“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流亡日本,梅屋与之往来密切,积极支持反袁斗争。并于1916年4月,提供资金在滋贺县境办飞行学校,培养飞行人才。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组成后,孙任命梅屋为军械采购委员。梅屋还介绍印度志士与孙认识。梅屋夫妇是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的积极支持者。宋庆龄相继与梅屋夫妇、女儿、外孙女夫妇保持亲密关系。梅屋对孙从事护法运动、改组国民党等活动,均表同情和支持。1918年夏初孙第一次护法失败,经日本神户返回上海时,梅屋到神户迎候。1924年11月孙北上赴京途经神户,梅屋亦由东京往会。12月1日孙电梅屋:“逗留贵国期间,感谢诸君关照。今后亚洲民族复兴,切望阁下协力。”孙病情迅速恶化,梅屋对此至为关切,派其女儿赴北京慰问。迄1925年3月12日孙病故后,梅屋仍致电孙科,半信半疑,表示“殊深惊愕”。当电询确信后,“更增悲戚,诚不胜悲痛哀悼之至”。他认为“中山先生为贵国革命之大恩人,亦实世界之伟人,今一朝长逝,洵为贵国之不幸亦实东洋全体之不幸也”。梅屋应邀参加1929年的孙中山灵柩奉安典礼,并事先参加北京迎灵。
    梅屋在孙逝世之后,即计划铸造孙中山铜像,以作纪念。后铸成四尊款式、大小、宽度相同的铜像,在1929~1930年间先后亲自护送到华。

    山田良政(1868~1900),原名良吉,字子渔,日本青森弘前人。1899年7月,在东京神田三畸町旅馆与孙中山会晤,表示愿支持革命事业。次年9月下旬,孙为策应惠州起义赴台湾,山田亦渡台。孙派其赴惠州前线传达任务,同行者尚有同文书院学生栉引武四郎。山田在三多祝找到起义军司令郑士良,告以后援难期,由司令决定进退。山田在与清兵交战中战殁(另说战斗中被俘遭杀害)。后孙曾表示悼惜之意,赞之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1913年2月27日,孙中山访日之际,与随行人员参加追悼山田良政纪念会,并亲撰碑文志念,内谓山田为“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陨灭,而志不朽矣”。良政之胞弟山田纯三郎拟在家乡弘前菩提寺为其建碑,孙又应约书写山田良政君建碑纪念词,以示彰显。1918年9月,孙曾指示朱执信寻找山田良政埋处遗骸,无所获,带回黄土数块,交给纯三郎携回日本,权当故物,以慰英灵。1919年在弘前举行葬仪,孙派廖仲恺为代表前往致祭。1920年,孙又派陈中孚等前往弘前菩提寺,参加建碑仪式,以示隆重。

    列宁(Lenin,V.I,1870~1924),俄国革命家。
    1912年7月15日,列宁根据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即孙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之前半部分)一文,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称孙“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又称它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不过,他又认为“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另外,在布拉格党代表大会上还通过《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热烈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11月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新生的中国》一文。1913年3月26日,他在《真理报》上又刊出《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介绍中国状况。俄国十月革命后,孙极为关注。1918年春夏间,孙通过加拿大华侨,辗转致电列宁与苏维埃政府,祝贺十月革命胜利,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复函,对孙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的领袖”致敬。列宁在1919年首议创建共产国际,中国被作为活动的重要地区。1919~1922年在共产国际及其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曾三次会见中国代表,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并派出驻华代表,帮助国民党改组。1922年12月,孙致函列宁,告以拟派全权代表赴莫斯科磋商合作事宜。接着,派张继去北京会见苏俄代表越飞。1923年1月26日,孙与越飞签订《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久病之后,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逝世。时值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孙对列宁极为钦佩,称其为“革命中之圣人”,下令休会三天以志哀,并以大会名义向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发出唁电。2月24日,孙主持国民党追悼列宁大会,并亲书“国友人师”祭幛。

    平山周(1870~1940),号南万里,日本福冈县人。大陆浪人。早年与宫崎寅藏同学于东洋英和学校。
    1897年,犬养毅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派平山与宫崎赴华南调查秘密结社,寻访孙中山行踪。宫崎因病未能成行,平山与可儿长一结伴赴香港、广州;宫崎随后到香港。在获悉孙已从欧洲东返即将抵日本后,他们立刻回国。9月,平山与宫崎在横滨陈少白寓所见到孙中山,此为孙与日本友人正式结交之始。平山劝孙暂居日本。经犬养毅同意,孙赴东京,在入住旅舍时,平山代填日本姓氏“中山”,孙则补填名“樵”。中山樵姓名为孙最初之日本姓名,后来章士钊合孙与中山这两个中日之姓为“孙中山”,孙之被名为“中山”自此始。孙既决定亡命日本,就以平山周聘请的汉文教师的身份留居日本。先住东京麹町区平河町,因该地距中国公使馆较近,旋迁早稻田鹤卷町,在一年多时间里,孙与平山住在一起,其生活费用,则由平冈浩太郎每月提供100元。戊戌政变发生后,平山陪梁启超逃亡日本。平山曾促孙、康会见,但未达目的。1899年,平山周与毕永年赴湘鄂联络会党,并参与在日本购买军械由“布引丸”运往菲律宾以助独立军的事件。“布引丸”中途沉没,但平山周在事前回避,逃过此劫。1900年7月,孙在策划“两广独立”未遂后,决定发动惠州起义,平山周在香港参与部分密谋,在拟议中的政府里担任民政副总裁。在孙于9月28日由日本赴台湾后,平山亦跟进。孙曾托平山送一重要函件给在上海的刘学询(实际未送出)。在1902~1903年间孙革命活动处于低谷时期,平山是孙在日本的主要联系人。1905年,平山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8月间同盟会本部发生严重矛盾,造成倒孙风潮,平山亦参与其事。9月,为准备发动防城起义购运日械事,平山等人有洩露机密之嫌疑,孙责之为乃“不法之举,公义之蠹”,此后不复信任平山等人。武昌起义后,平山受日本有邻会派遣到华与革命党联络。1916年参与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的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平山曾致电吊唁。1929年应邀参加孙灵柩在南京的奉安典礼。撰有《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其中第五章为《兴中会及同盟会》。

    宫崎寅藏(1871~1922),又作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大陆浪人。
    1897年,犬养毅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派宫崎与平山周等到华调查秘密会党并寻访孙中山踪迹。9月,他们在横滨陈少白住所见到孙中山,宫崎自此成为孙的终生朋友。是年冬,宫崎陪同孙到其家乡荒尾村访问,并介绍结识宗方小太郎等人。1898年5月,宫崎在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任记者,以滔天坊笔名译刊《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即《伦敦被难记》)。随后,犬养毅又派宫崎、平山到华。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英国人保护下逃往香港。宫崎在得犬养毅允许之下,陪同康赴日本。宫崎等人力促孙康会面,未果。1899年秋冬间,在宫崎撮合下,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领袖联会于香港,成立兴汉会,拥戴孙为总会长,共图革命大业。1900年6月,宫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等人陪孙中山南下,接受犬养毅建议,谋求孙与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合作。但孙此时又接受两广总督李鸿章幕僚刘学询的建议,进行孙、李合作。孙等所乘的法轮抵达香港海面,宫崎等三人即作为孙的代表由广州所派的兵轮接去,谈判孙、李合作,图谋“两广独立”事宜,广州方面为此提供了3万元费用。孙前往西贡,转新加坡,宫崎等三人则赴新加坡,于是有所谓“新加坡刺康案”一说。嗣后,宫崎在香港海面曾部分参与策划惠州起义。1900年12月底,宫崎受孙派遣赴上海访刘学询密谈,知事无可为。1902年1月30日始,宫崎以白浪庵滔天笔名在《二六新报》上连载《三十三年之梦》。8月,出单行本,孙中山为之作序。1903年,章士钊节译该书,取名《孙逸仙》,孙之事业、名声由是大著。1905年7月,宫崎介绍黄兴与孙中山认识,旋成立中国同盟会,其本人亦加入。同年11月,《民报》创刊,即以宫崎寓所为发行所。1907年3月,宫崎曾调解孙与黄兴等人的矛盾。在同年6月、7月间东京同盟会倒孙风潮中,日本会员亦分为两派。9月,孙宣布对平山周等人失去信任,从河内来函,委托宫崎为中国同盟会在日的全权代表,负责筹集武器。由于孙在1907年2月离开日本,三年之内不准居留,故宫崎在此期间主要与黄兴、章炳麟等来往。1910年6月10日,孙化名阿罗哈抵达横滨,宫崎等先至水警署取得登陆许可证,然后陪孙与黄兴会于西村旅馆,后孙潜居宫崎宅。日本政府不准孙居留,孙于25日离日赴南洋。1911年春,黄兴函告孙中山,谓宫崎为贫病所苦,但严拒警方要他提供革命党活动信息而予以报酬的建议。4月1日孙函赞宫崎“固穷不滥,廉节可风”,并从加拿大邮去100日元。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宫崎参加浪人会。他主张日本应守中立,以作大局的砥柱;又参加有邻会,该会主要在派人与中国革命军联络。11月1日,他在《中央公论》发表《孙逸仙是一代之大人物》,宣传孙中山。11月,宫崎赴上海,12月19日抵香港,迎候返国的孙中山,然后同船赴沪。宫崎出席了1912年元旦孙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典礼。8月,曾反对孙应袁世凯之邀北上。10月,离华返国。民国2年(1913)“宋案”发生后,支持孙起兵讨袁。反袁失败后,孙、黄之间产生矛盾,宫崎周旋于二者之间,但倾向于黄兴,与孙来往渐疏。1915年,宫崎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孙表示支持,但未能获胜。民国6年(1917)初,宫崎到华,入湘,参加公葬黄兴、蔡锷仪式。1921年春,受犬养毅等委托,与萱野长知到广州,了解孙是否搞“赤化”问题,并曾与孙会晤。
    1922年12月6日病逝。孙于8日致唁电,并在沪发起追悼大会,称宫崎“对于吾国革命历史,尤著有极伟大之功绩”。旋发布追悼大会筹备处第一号公告。但因孙随后即赴粤,追悼大会未能举行。

    萱野长知(1873~1947),因麻脸别号凤梨。日本高知县人。大陆浪人。日本人记载,萱野是在30余年间帮助孙不变操持的人。
    1895年,萱野结识陈少白,通过陈与孙中山结交。1900年前后,萱野将神户实业家三上丰夷介绍给孙。又将自己的朋友和田三郎介绍给孙,同时安排孙与板垣退助会面。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萱野加盟,随后与其他日本同志出版《革命评论》,与《民报》相互应。1907年3月孙离开日本,在越南河内设立机关,策划潮、惠、钦、廉四府起义,任命萱野为革命军东军顾问,襄助都督,并“延揽同志,以资臂助”。他参与策划黄冈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萱野与宫崎寅藏在日本采购武器接济起义。10月,将采购到的武器雇用三上丰夷的海运公司运煤船“幸运丸”运抵汕尾海面,但负责接械的许雪秋谋事不周,无法起岸。此时同盟会东京本部发生倒孙风潮,日籍会员北一辉、平山周、和田三郎亦卷入此事,萱野与宫崎站在拥孙一边,但《革命评论》亦因此终刊。1910~1911年,孙多次致函萱野与宫崎,询问运动官方准许其返日的进展。武昌起义后,萱野应黄兴电召到华,赴武汉,帮助黄兴策划战事。萱野还介绍其在美国纽约的亲友大塚太郎、鹤冈永太郎与孙联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萱野受邀参加庆典。孙临时大总统解职后,致函萱野,称其“尽瘁民国之事,穷且益坚,百折不懈”,赠予3000元。“二次革命”行将失败,孙南下广州,船经福州,萱野的亲戚多贺宗之武官以广州等地行将为袁氏所控制,劝往台湾转日本,孙乃变计东行。中华革命党时期,萱野全力助孙,孙亦完全信任他。萱野后来将孙交其保管之党员誓词、印章等物件交还国民党党史会收存。1915年11月,孙委任萱野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1921年春,萱野与宫崎受犬养毅等派遣,了解孙在广东是否搞“赤化”的问题,在广州受到孙及其部属的接待。1923年2月孙第三次开府广州,委任萱野为调查戒烟事宜委员。1925年3月,孙在北京病危,萱野受犬养毅、头山满委托,急赴北京慰疾,他们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萱野应邀参加了北京治丧活动与1929年的奉安大典。1947年病故。著有《中华民国革命秘笈》。

    荷马里(Homer Lea,1876~1912),或译作咸马里、郝门李等中文名字,美国人,军事研究家。1900年曾到华。支持康梁保皇活动,被任命为“中国维新军总司令”。荷马里与中国人的联系多是通过其合作者布思(Charles Boothe)、艾伦(W.W.Allen)进行的,其中间人为美籍华人容闳。
    1908年12月,容闳将中国各地秘密会党首领函告荷马里与布思,其中即有孙中山。荷马里等人对保皇派活动不满。1909年1月,艾伦函告布思有关其与容闳父子晤谈情形,认为孙是所有中国人士中最可信任的,并认定孙在广东的力量很强大,应赞助使他实现其理想与计划。艾伦与容闳乃提出以巨款及械弹支持孙中山的“中国红龙计划”。是年底,容闳电知布思,告以孙抵纽约,邀其与荷马里前来会商。1910年春,孙与荷马里在洛杉矶附近的长堤市举行了三次密谈,孙提出贷款及酬报条件。3月14日,孙以中国同盟会总理名义正式委任布思为“外国财政惟一代理人”。为筹得款项,布思他们要求孙提供各地首领签署的公认孙为领袖的文件,7月19日,布思收到孙从日本横滨挂号邮寄来的有17省代表签字的中国同盟会公文。荷马里检视这一文件无讹。但布思并未能从美国筹得孙中山所希望的款项。武昌起义后,孙仍在美国,荷马里则到了伦敦。1911年10月31日,孙致电荷马里,嘱其在英筹款,特授与各方接洽。但贷款始终未能如愿。孙抵伦敦后,即与荷马里会合,并一同返回中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荷马里被任命为高等军事顾问。旋因患中风症于4月15日返美治疗。6月27日,孙曾函荷马里夫人问疾。11月1日荷马里因病不治。孙闻讯致悼,除向荷马里夫人慰问外,6日发布《对荷马里将军的赞词》,刊在英文上海《大陆报》上,谓“他虽不是军人。却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对革命问题有卓越的见解。在与革命有关的军事策略问题上,他给了我全面的帮助”;又谓“他为人真挚诚恳,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全部心力”。

    马林(Maring,Henk Sneevliet,Hendrix Joseph Fransiscns Marie,1883~1942),原名H.J.斯内夫利特,荷兰人,到华后曾化名马林、马丁、孙铎等。1919年加入荷兰共产党。翌年,以荷属东印度共产党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二大”,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会后,受列宁派遣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代表的身份到华,1921年6月抵达上海,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指导它的活动。
    1921年12月,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达广西桂林,与准备北伐的孙中山会晤。他们进行了多次长谈。孙在听取马林有关苏俄新经济政策后,认为此即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与他的《建国方略》的经济制度相同。马林对苏俄红军建设的介绍引起孙的兴趣。他们还谈到苏俄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孙认为,目前不可能谈合作,但近期准备派一个代表到苏俄去。1922年4月,马林返回苏俄,向共产国际递交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随即与越飞返华,负有共产国际代表、协助打开对华关系的双重任务。8月25日,马林在李大钊陪同下在上海访问了孙中山,转交了越飞致孙的函件,正式讨论国共合作问题。8月28~30日,马林参加中共西湖会议,决策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两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同时,马林配合越飞贯彻苏俄对华方针,力促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以击败张作霖。但孙吴终未能成功合作,马林因此得罪了莫斯科。12月,马林返回莫斯科。当1923年1月马林回到中国时,《孙文越飞宣言》已经发表,随后发生“二七”惨案,孙吴合作计划化作泡影。2月13日,马林携带孙中山的介绍信,赴奉天访问张作霖。又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用孙铎的化名经常在《向导》杂志发表文章,希望孙把国民党改组成真正能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党。4月底,马林抵广州,投入国民党改组工作。在5月底向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报告中,马林写道:“陈独秀和我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在一次讨论中,孙采纳了这个计划。计划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问题上。”他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在5月底加拉罕被任命为苏俄全权代表后,马林向共产国际建议,请鲍罗廷到中国任孙中山的顾问。8月,马林在华任职期满,离开上海返莫斯科。奉孙之命,帮助蒋介石等人筹组访俄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考察党务军政。代表团抵俄后,马林与蒋介石等多次会面,商讨如何更好地完成此行任务。他仍希望返中国工作。1924年4月29日,他致函孙,恳切陈述对国民党革命事业的关心和对孙的崇敬,甚至愿为孙写一部传记。但未能如愿。孙中山逝世后,他写了《我对孙中山的印象》、《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两文。

    越飞(Joffe,A.A,1883~1927),苏俄早期外交官。1922年7月,任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启程到华,同行者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
    1922年2月7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致函孙中山称:“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越飞此行既要推进中苏复交,争取北京政府的承认;又要联系吴佩孚、孙中山。苏俄政府既拒不从中国领土外蒙古撤军,又要重新控制中东铁路,继承帝俄在华的殖民权益,故中俄复交谈判毫无进展。同年8月12日,越飞抵北京,马林则赴上海。25日,马林作为越飞的代表在上海孙寓所与孙会谈。随后,越飞曾数次致函孙,商谈两国合作等问题。越飞还指示马林,力促孙与吴佩孚合作。1923年1月,越飞抵沪,经李大钊、林伯渠介绍与孙见面后会谈,并于26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正式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宣言中,俄方表示其在中国领土外蒙古不追求帝国主义野心,孙则认为俄军可以暂不从外蒙撤走;孙更宣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随后,孙派廖仲恺赴日本热海,继续与越飞商谈苏俄援助孙中山革命的细节。由于苏俄政府答应孙中山予以援款并帮助组建非野战部队,故孙表示感谢,希望支付已承诺的援款。俄方要求孙在中东铁路交涉中给以支持。6月30日,孙致函越飞,建议俄方把中俄有关中东路的谈判推迟至适当的时候。1923年8月,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接替越飞的使命,越飞返国。同年10月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抵俄后,越飞曾多次与之讨论孙俄合作问题。

    鲍罗廷(Borodin,Michael[Mikhail],1884~1952),原姓格鲁津贝尔格。1919年3月参加共产国际“一大”。
    1923年8月,苏俄政府与联共(布)派其到中国任驻孙中山处常设代表,充顾问,与加拉罕一起抵北平,然后赴上海、广州。10月6日抵广州。18日,孙委任其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深得孙信任,多次在公开场合向群众介绍。鲍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他参加拟定国民党党纲党章及国民党“一大”宣言。国民党广东支部长邓泽如等上书孙中山,极表不满。孙在该函中批示:“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本党此次改组得力于俄国同志鲍尔汀之训导为多,鲍君本其学识与经验,以助本党之进步,成绩已著”。孙曾说,凡是关于政治的,应听鲍罗廷的指导。他要求党内同志牺牲成见,学习鲍罗廷的办党方法。1924年1月,鲍罗廷出席国民党“一大”,在1月23日宣言通过前,孙找来鲍罗廷,提出宣言不要交付表决,而以《建国大纲》代替“一大”《宣言》。但孙终被鲍所说服,两个文件均交付表决,并获通过。会后,鲍罗廷帮助孙创办黄埔军校,抵抗陈炯明军进犯广州。7月11日,孙为集思广益,提议设立一辅佐拟订政治方针的指导机构政治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该会顾问。又任鲍为农务调查委员会顾问。10月11日,为打击商团罢市,收回关余,孙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当时孙正在韶关督师北伐,下令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10月23日,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结束直系军人控制的政府,邀孙北上共商国是。孙北上后,检查出患肝癌晚期。鲍罗廷应召赴京,参加设立北京政治委员会,任顾问,曾开会10多次。鲍罗廷与陈友仁共同起草孙《致苏俄政府遗书》英文稿,经孙签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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