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学术观点概况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1 【点击率】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在孙中山生前已有一些介绍其革命思想和活动的文章和小册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就将孙中山的自传编入《中国人名词典》之中,随后又有日人宫崎寅藏所撰《三十三年之梦》以及黄中黄《孙逸仙》的问世,进一步介绍和评论孙中山。民国元年(1912),列宁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中国党派的斗争》等论著,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孙中山的最早关注。列宁评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赞扬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指出孙中山正在“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尊奉其为“中华民国国父”,三民主义思想被指定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出版了大量孙中山的文集、传记、翰墨、资料、回忆录和阐释三民主义的文章、著作,还将三民主义编入大、中、小学校教材。这些出版物的明显特点,就是宣扬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为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服务,严格学术意义的研究极少。不过,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若干著作,则具有较多参考价值。兴中会会员、民国元年(1912)5月任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长的冯自由撰述的《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45年至1947年版),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撰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及历史学家罗香林的学术专著《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或以资料搜罗丰富,或以体例比较严谨,或者作若干史事的严密考订,各具特点,均为历史学者所重视。但这些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成见,甚至带有某种政治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
    建国后,大陆学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始对孙中山进行较具学术性的研究,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赞扬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充分肯定其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毛泽东的言论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热情,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发表有关孙中山的文章100余篇,出版了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的专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还编辑出版了《孙中山选集》、大型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卷本)。这一时期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一是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和活动。1961年以后,由于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的促进,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研究渐趋活跃。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昌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吴玉章、范文澜等全国各地学者100余人参加,提交论文40余篇,其中直接涉及孙中山的文章不下10篇。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玉章著《辛亥革命》一书,也有涉及孙中山的内容。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6卷本(后增补为8卷本)《辛亥革命回忆录》以及各省、市(还有一些县)有关单位编印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的资料选辑,还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的陆续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素材。
    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使刚刚活跃起来的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研究横遭摧残,正常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了10多年。
    1979年以后,中国内地学术界日渐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环境,孙中山研究很快走向繁荣。1979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议围绕“孙中山的历史地位”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会邀请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参加,开中国内地举办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国际性学术会议之先声。1981年秋天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及紧接其后在长沙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都极大地推动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进展。在此前后,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卷等多卷本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大量介绍了孙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动。一些学者的个人结集也陆续出版,如刘大年的《赤门谈史录》、陈锡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章开沅的《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胡绳武与金冲及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国外一些学者的专著也陆续翻译出版,如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及《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编纂了史料价值极高的专著,如由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的《孙中山全集》及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等,并发表近千篇学术论文。有关学术机构与团体也相继建立,如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设立孙中山研究室(后扩建为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设有辛亥革命研究室(现为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设有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大陆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与国外研究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的学者进行交流。
    1983年以前,孙中山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大体上联成一体。1984年以后,以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中山市、南京市和民革中央的孙中山研究会,上海中山学社的成立为标志,孙中山研究逐渐呈现出独立的系统。先是中山大学在1983年冬季举办了“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邀请了外国和香港学者参加。1984年春,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在河北涿县举办“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分别对中国内地、美国、日本、苏联、法国、英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孙中山研究进行介绍与评论。会后出版的《回顾与展望——孙中山研究述评》,堪称孙中山研究的总结性专著。1985年11月,在日本神户举办“孙中山研究日中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以“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为主题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山翠亨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在此前后,一批研究孙中山的专著陆续出版,如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孙中山论》,尚明轩的《孙中山传》,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与民主革命》,王志光的《孙中山的反帝思想》,萧万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林家有、周兴樑的《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段云章、邱捷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等。孙中山研究发展,以至被称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这一时期的孙中山研究,除了继续加深对孙中山思想及革命实践的研究外,还重点探讨了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孙中山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孙中山与帝国主义、军阀的关系等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先后召开“孙中山与亚洲”和“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寻求新的突破。从近代化视角探讨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等课题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另外,随着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资料的翻译出版,孙中山与苏俄、中共关系的研究也引起学者的重视。
    总体上,自1949年10月以后,中国内地的孙中山研究在不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研究深度、广度的差异及重复研究的现象。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省后,仍以官方意识形态控制孙中山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当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御用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整理出版了一批研究孙中山的文献资料和极具学术价值的专著,前者如秦孝仪主编的《国父全集》、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的《国父年谱》、《革命文献》等,后者如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等。蒋经国“主政”后,对学术研究的控制有所放松,学者开始逐渐摆脱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学术的立场研究孙中山。李登辉上台后,为推行其“台独”政策,对孙中山研究采取限制、打压的政策,如在公务员高等及普通考试中废考三民主义;在台湾地区的大学联考中,降低三民主义科目的分数;减少甚至停止对孙中山研究机构的经费支持,使原来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众多的三民主义研究所纷纷改换名称,造成台湾地区的孙中山研究陷入低潮。陈水扁上台后,大力奉行“台独”政策,孙中山研究面临空前的政治压力,逐渐走向式微。
    相对于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的孙中山研究起步略晚,20世纪60年代以前,只有香港大学罗香林等少数人进行个别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评论著作。60年代后,以罗香林和王德昭教授为代表,引领了侧重于孙中山与香港关系的研究和侧重于对孙中山思想演变分析两大研究潮流,并各自形成群体,颇有建树。
    孙中山足迹遍及亚欧美洲,不少国家的学者对孙中山也开展研究。孙中山30年的革命生涯有近1/3在日本度过,而他的许多重要活动又与日本息息相关,所以日本是中国之外最重视孙中山研究的国家。日本学者利用日本外务省、军部保留的原始档案以及当年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各界人士的资料、文集、手书,对孙中山与日本各界的关系与影响作了比较客观的实证研究。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思想研究也是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美国的孙中山研究成果也较突出,像詹森的《日本人与孙逸仙》、史扶邻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及《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者》、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革命者》等,都是中外孙中山研究者熟悉的著作。孙中山与美国的关系是美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大都认为孙中山一直对美国抱有好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但美国在大多数时候都对孙中山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对孙中山革命成功、失败的评价也是美国学者较注意的课题。持失败论者认为蒋介石、毛泽东使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而孙中山奋斗一生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三民主义无法作为民族复兴的蓝图;而持成功论者则认为孙中山是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他那种不畏艰难困苦寻求救国道路的精神,使许多中国人坚定了信心,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美国大部分学者是用“西方冲击论”的思路来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史的,也有部分学者从中国内部的发展变化来寻求中国革命的原因,多方位、多视角、多层面地研究孙中山。苏联也有相当部分汉学家从事孙中山研究。他们利用联(共)布档案和部分派往中国的苏俄顾问的回忆录、手记等资料,对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三民主义思想的阶级属性、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孙中山和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历史角色、孙中山与群众的关系等,也是他们关注较多的课题。
    德国对孙中山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不重视到重视的过程。1945年前,在德国几乎还没有具有扎实学术基础的、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孙中山形象的研究著作出现。1911年O.弗兰克在《东亚新见闻》一文中把孙中山看成是“在檀香山和香港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来进行论述的,对于孙及其革命处于不太了解阶段。后来汉学家W.奥特梅尔把《建国大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译成德文(1925)发表,简单地展示了孙的政治思想。这时期的研究是为了政治目的即基于德国对华态度而研究孙中山的。纳粹统治时期,没有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出版。二战结束后,重新开始研究孙中山,主要集中在德国的学术界。总体而言,德国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并不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而评论也有偏颇。
    由于指导思想、研究方法、掌握资料的差异,海外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的看法与中国内地的学者存在不少差异。他们大都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孙中山的反帝认识多有贬低,怀疑“以俄为师”未必真诚,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晚年与苏俄和中共的联盟仅仅是一种策略等。但观点的不同,并不妨碍孙中山研究的交流,反而通过交流,推进了孙中山研究的深入。
    孙中山的研究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二:一是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是三民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二是孙中山的生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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