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研究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2 【点击率】

(一)三民主义研究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核心,备受学界关注。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既有整体的宏观研究,也有细化、微观的分析,多集中于:三民主义思想的渊源、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进、反满思想和实践的得失、反帝思想的演进与评价,革命程序论、地方自治、权能区分和五权宪法、自由平等观的评析,民生主义的性质、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之间的关系、节制资本思想等。
    1.三民主义总论
    “三民主义”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它包涵三个方面的思想,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宏观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问题:三民主义的体系与中心思想、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新旧三民主义的演进及其评价。
    (1)三民主义的体系与中心思想。
    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理论界即对此有相当多的讨论。民国16年(1927),胡汉民发表《三民主义的连环性》,指出三民主义有着连环的内在联系,没有哪一个主义可以作为中心思想;后来,周佛海等发挥戴季陶的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本体的观点,使多元的连环性认识进而成为一元论;陈立夫则从“唯生论”出发,将民生史观视为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
    5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继续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大多数论者认为,三民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根据列宁关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论断,认为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整个三民主义都包含反对专制主义的内容,并浸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民权主义是反对专制制度的,民生主义也含有摧毁封建专制统治基础的性质,民族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反满”,它以推翻清王朝为奋斗目标,实际上包含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因此,只有民权主义比较能概括三民主义,也只有民权主义才是三民主义的中心。
    少部分持民族主义才是三民主义核心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人确立革命思想的基础,是三民主义纲领产生的基础;三民主义发展到后来,其主流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团结;以民权主义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或基础,只是从逻辑上考虑,并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2)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
    孙中山曾对三民主义思想来源有所论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研究者多循此说,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以及孙中山自身“创获”三方面,探讨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
    关于中西文化何者为三民主义思想主要来源的问题,国民党理论界认为,三民主义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古代的“道统”和“正统”。孙中山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这种“道统”和“正统”的全面继承和发扬光大。
    建国后,这种观点遭到大陆学者普遍质疑:孙中山与孔子这位中国古代“道统”代言人之间,不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都根本不相同;儒学经典中找不出自由、平等、民主等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概念,四书五经也无蕴涵民主革命观念。因此,孙中山本质上不是儒学的传人,更不是历史文化“正统”和“道统”的继承者,并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才是三民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
    关于三个“主义”各自吸收西方思想的哪些内容,论者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方面,是以资产阶级民族构成学说为思想基础,突破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和笼统排满倾向,并把民族革命和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民权主义方面,是以西方的民权学说为思想基石,提倡民权平等;倡行政治革命,创建民主共和政体;在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上,借鉴中国传统的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创立五权宪法。民生主义方面,以西方经济学说为核心,既有主观社会主义之空想,又含有民主主义的积极内核。
    有论者从动态上分析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熔铸三民主义的过程,指出孙中山首先在理论上接受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将其内涵摄入自己的思想,并形成理论基础;其次把美国视作创建共和国的楷模;再次是从“效法美国”转向“以俄为师”,从倾心欧美民主制度到赞赏苏联“人民独裁”,完成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飞跃。
    关于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论者指出:民族主义方面,美国人民革命独立精神给孙中山极大的斗争勇气,增强了民族意识;谴责美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行径,增强反帝意识;美利坚民族的成长,给了五族共和的启示;美利坚民族同化外来移民给了大汉族主义的暗示;国际力量支持美国独立又使孙中山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甚至抱有幻想。民权主义方面,早期的民主共和方案实际上直接取模于美式共和制;从美国三权分立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创造五权宪法;在否定美国联邦制的同时,完善地方自治思想。民生主义方面,富强的前提是民族独立;发展实业,发展科技;节制资本,防止美式贫富悬殊;吸收亨利·乔治“单税论”,主张平均地权。
    还有学者探讨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通过它的决议对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产生重大影响,既大体上保留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又加以扬弃和提高,增强宣言的革命性;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不熟悉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也提出过不合时宜的乃至“左”倾的错误主张。
    有论者根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线索,尝试通过量化的途径,说明西方文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
    论者在强调西方文化是三民主义思想来源的主流的同时,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孙中山对中国古代思想、古代文化的吸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重民思想;二是吸收中国儒家学说中“大同思想”的因素;三是继承、改造和利用传统儒学所确立的某些基本伦理道德观念,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儒家民本主义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首先,儒家“重民”、“保民”思想,对孙中山救国救民思想的萌芽和革命民众观有一定影响;其次,儒家民本主义的“尊民”思想,对孙中山民权观有一定影响;第三,民本主义对孙中山民生观有一定影响,如儒家文化中泛指人民生活的“民生”概念,被孙中山承袭并赋以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含义而成为“民生主义”政纲,儒家的大同、均产思想也成为民生主义的内涵之一。
    孙中山所说的“创获”,主要是指五权宪法的提出,学术界对此没有异议。
    还有学者指出,孙中山在融会中西文化、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对待中西文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3)三民主义的演进。
    三民主义是否有新旧之分,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民国38年(1949)以前,国民党理论界基本上是持否定意见的,而共产党理论界则基本上持肯定看法。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即提出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表述这一观点。按照毛泽东的表述,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志,三民主义被“区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
    长期以来,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论述被大陆大部分学者大量引用、论证和发挥,但也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三民主义在其存在的20年间,整个学说体系、指导思想和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孙中山晚年思想上的进步,是一脉相承地由低及高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而并非在对原有的三民主义思想进行根本否定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学说来代替它。因此,运用新与旧的概念来区别前后期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不够确切的,它忽视了前后思想间的共同点及其发展的连贯性,而过分强调彼此的差别和对立。还有论者认为,三民主义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前后期之别。
    赞同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的学者关注的重点包括:
    一是新旧三民主义之区别。一般认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由间接反帝发展到直接反帝,进而反对一切民族压迫,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消灭帝国主义而斗争。对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的主张也从最初的“五族共和”,经由“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发展到“民族自决”;民权主义,抛弃了不分敌我的天赋人权论,认清了军阀、官僚和政客的反动本质,以及他们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关系,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获得启示,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共和制度;民生主义,虽然仍是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的老主张,但作了重新解释,增加了“耕者有其田”的内容,与中国革命反封建剥削制度、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联系起来,与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联系起来。
    二是新旧三民主义演进的原因。论者对新旧三民主义演进原因的分析,多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即主观上孙中山不断追求进步,客观上受到革命新形势的逼使和中国共产党、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帮助。
    三是旧三民主义的评价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特点”,但它“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学术界对旧三民主义的评价多以此为标准。如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三种思想有机的结合,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在推翻清朝的统治,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战斗中起了号角的作用,并使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化。但是,三民主义能否实现,取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能否主动、坚决地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事业上发动农民群众,而这一点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做到的。
    四是新三民主义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曾对新三民主义作过评说,认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物。虽然新三民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政纲,与共产主义比较起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二者宇宙观不同,新三民主义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纲领,“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革命阶段”,“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因而显得不够彻底。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对新三民主义的评价都是掌握在这一尺度里,只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
    论者对新三民主义的积极作用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三大政策的提出,表明孙中山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就是与国际国内无产阶级紧密合作,依靠广大人民来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在若干基本原则上达到了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为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提供极大的可能性。
    对其局限性,论者多指出新三民主义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仍有区别和矛盾。
    (4)“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曾说:“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论者多据此立论,认为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执行“三大政策”的需要,而三大政策的确定,又使三民主义增添了革命政策方面的崭新内容;“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保障、灵魂、标志,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是战略和策略;没有三大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就无从谈起新三民主义。
    也有论者指出“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不同之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不是一回事,主义是原则、是思想理论,是不能随便改变的,而政纲或政策则是在思想原则指导下为实现主义所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作修正。笼统地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解释的三民主义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一说法与孙中山的原意并不一致。
    (5)三民主义的总体评价。
    关于三民主义的总体评价,论者多认为,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比较符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有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系统、最深刻和最完善的方案。三民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资产阶级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适应时代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2.民族主义研究
    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提出最早,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影响也最大。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1)民族主义的演进。
    论者都注意到民族主义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但在阶段划分上各有不同见解。主要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五阶段说之分。
    两阶段说又有两种分法:一种分法是:把清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12年(1895~1923)视为第一阶段,民国13年(1924)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民国14年3月孙中山逝世,为第二阶段。另一种分法是:以民国3年7月中华革命党的成立为界限,将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可以称为旧民族主义;后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帝,可以称为新民族主义。
    三阶段说也有两种分法:一种分法是:第一阶段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意在建立一个汉族国家;第二阶段为民国建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孙中山逝世。另一种分法是:清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爆发的中法战争至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是萌芽和形成的初期阶段;清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至民国13年(1924)国共合作之前,是旧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民国13年1月国共合作筹备时期开始至民国14年3月孙中山逝世,是新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阶段。
    五阶段说,则将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兴中会成立之前,视为民族主义思想的酝酿时期;兴中会时期,是向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过渡时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到民国8年(1919)10月中国国民党成立以前,是旧三民主义时期;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至国共合作实现之前,是向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过渡时期;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是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形成时期。
    (2)社会根源和思想渊源。
    一是社会根源。关于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论者多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传统“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二是思想渊源。论者都承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中西文化化合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方面,分歧点集中在对孙中山所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中“先民所遗留者”的理解上。第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反清思想;第二种意见认为,从民族主义的渊源来看,孙中山取自朱元璋的比取自洪秀全的多;第三种意见是将清初民间蕴藏的“反清复明”意识视为民族主义的根苗;第四种观点则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推演到《诗》、《书》、《礼》、《易》、《春秋》等元典所倡导的“华夷之辨”,“攘夷之说”等传统思想中。在西方文化的影响方面,论者认为,孙中山在熔铸民族主义的时候,倾心于法国18世纪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自由”的涵义摄入民族主义的体系中;他称誉民主主义者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观念,把“民有”与自己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里,孙中山把“自由”理解为反对民族压迫,“民有”则被理解为民族的独立自主。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丰富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另有论者强调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对孙中山的启发。
    还有论者从动态角度分析民族主义融会中西文化的过程,指出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演进阶段有不同的思想渊源: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兴中会成立前,处在酝酿中的民族主义导源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旧三民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吸纳西欧、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革新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的;新三民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则吸收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民族纲领,用以改造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成。
    (3)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内容比较广,而且是前后不断发展和更替。论者指出:前期民族主义有两个涵义,一是“驱满”,即把满洲人驱逐出去;二是“反清”,即推翻清朝封建政权。驱满是此一时期主要内容,是受封建传统“夷夏之辨”观念影响的种族主义偏见。后期民族主义也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国内民族平等,二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其中心。
    第一,反满。反满是孙中山前期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论者的探讨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反满是否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多数论者持肯定意见,认为反满尽管披着色彩斑斓的“夷夏之辨”的外衣,却有新的阶级内容和时代特点。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反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利用具有“反清复明”传统的会党和联络一部分反满士绅。它对反满问题完全是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来理解的。不同意见则认为,阶级社会里任何政治思想或口号都具有最鲜明的确定的阶级内容,唯有与不同阶级的利益要求直接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判明这些思想口号的阶级实质。在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所怀的“反满复汉”思想,由于还没有与建立共和制度的要求相结合,故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
    ②反满是否是种族复仇主义。论者多持否定意见,认为尽管“反满”掺有不少封建的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言论,但不能把反满笼统地贬之为大汉族主义的论调。从当时历史条件考察,反满既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必然产物,因为清朝政府已经堕落成为“洋人的朝廷”,反帝必须反满;同时,反满又是满族贵族封建压迫制度和民族歧视政策的必然产物,因为不推翻这个满族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反动同盟把持的坏政府,就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的危亡。反满并非反对所有满人,更不是杀死任何满人,而是反对清朝政府,反对清朝政府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的卖国政策。
    ③反满的必要性。论者多持肯定意见,认为反满不仅由于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还由于满洲贵族日益成为列强侵略者在华统治的社会支柱。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任何社会革新事业的实现都不能不触动清朝政府。而且从民族解放斗争的角度考察,消灭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政府也就意味着对于侵略者的沉重打击。
    也有论者认为,反满口号,是抓住国内满汉矛盾这一重要的国情现象而提出的,尽管孙中山所发出的反满呼声还掺和着相应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应予摈弃,但就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言,反满要求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④“反满”口号的效果。论者多持肯定意见,认为孙中山的“驱除鞑虏”的口号提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缩小了打击面,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论者也指出反满思想的不足,认为“反满”口号太简单,它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满洲统治者身上,结果忽视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外国侵略者。
    第二,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思想包含“五族共和”、民族同化、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等方面内容。
    ①“五族共和”。论者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五族共和思想是否是孙中山前期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论者多持肯定意见,认为“五族共和”是孙中山在推翻清朝政府后以解决国内民族关系的中心口号,不过孙中山未能及时对这一课题加以深入和具体的探讨。民国9年(1920)后,孙中山修改了“五族共和”的见解,提出以汉族为中心的“各民族融合”的观点。
    也有个别论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五族共和”思想并非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在辛亥革命前,“五族共和”思想已成为围绕革命与排满问题而展开的论战中的争论内容之一,当时多数人认为中国主要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1911年10月武昌光复后,起义领导人议论的政体为五族共和。孙中山回国时,“五族共和”以及它的象征五色旗都成了既成事实。当时孙中山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五族共和”,但是曾经对五色国旗提出异议。民国8年(1919)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就正式表示反对“五族共和”了。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五族共和”思想的评价。论者多持肯定意见,认为“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克服和纠正了种族复仇主义偏见,划清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的界线;排除了单纯的“反满”倾向,把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与满族人民的政治平等结合起来,使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组成部分,起到了动员和联合各族人民的作用。
    也有论者指出其不足:“五族共和”主张汉化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体现,不可能解决国内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问题;而且“五族共和”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国众多的民族成分。
    ②民族同化。民国9年(1920)孙中山放弃五族共和的主张,代之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口号,论者对此多持否定意见,认为与“五族共和”相比,“民族同化”表露出大汉族主义色彩,是一个历史性的退步。
    也有论者指出孙中山说到民族同化的时候,主观上并没含有什么民族压迫意味,而是善意地以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汉民族教育、帮助和提高国内其他各民族。
    更有论者对这种民族同化主张进行全面的肯定,说孙中山以同化融成新民族的构想,顺应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
    ③民族平等、自决。民国13年(1924)前后,孙中山以“民族平等、自决”口号,代替民族同化主张,论者多持肯定意见,认为孙中山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提出在中华民族之内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各民族的呼声、要求,以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也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晚年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对外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质上就是向帝国主义实行自决,与帝国主义统治实行分离。对内在主张国内各民族拥有“自决权”之时,决不许可它们依附外国。
    ④国家统一思想。论者探讨了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的内容,认为大致包含如下方面: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统一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希望;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谋求国家统一的两大障碍;谋求国家统一应主要依靠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并团结国内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力量;谋求国家统一应与以平等待我之社会主义苏俄结成联盟;国家统一应建立在政治民主、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基础上;谋求国家统一应主要采用革命的武力统一方式,但不放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
    论者对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都持肯定意见,认为他所提出的谋求近代中国统一的一系列原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第三,反帝。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是激发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原因之一,因此反帝是其民族主义(尤其是后期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对这一点论者多无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孙中山前期是否存在有反帝思想,以及对其后期反帝思想的评价。
    ①孙中山前期民族主义中是否存有反帝思想。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早期没有反帝思想。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只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朴素的民族意识,谈不上具备反帝思想;同盟会时代的孙中山,虽然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最终形成,但贯穿始终的仍是反满革命的具有时代色彩的主线,仍不包含反帝思想。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更将民族主义从革命宗旨中剔除,自我宣告了前期民族主义的终结。
    持肯定意见者则认为,辛亥革命前,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在广大群众一系列反帝斗争浪潮推动下,孙中山产生了反帝思想;辛亥革命后,通过帝国主义竭力破坏革命的现实教育,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断斗争的实践,其反帝思想逐步确立起来。只不过前期的反帝思想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有严重的缺陷。
    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否包涵反帝思想。
    一般论者将其理解成“排满”的主张。不同观点则认为该纲领有两层涵义:一是反满;二是反帝。
    ③孙中山早期为何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
    孙中山早期没有鲜明的反帝主张,论者大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对帝国主义缺乏认识。但也有论者从策略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从未抛弃反帝宗旨,他孜孜以求的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他对帝国主义采取暂时妥协的态度,是为了集中全力首先推翻清王朝。这既是当时形势所决定,也包含着他的策略考虑。
    ④孙中山后期反帝思想的评价。
    论者大都认为,孙中山后期已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根源所在,他高扬反帝旗帜,把帝国主义列强作为中国民族运动的首要对象,走上了联合苏俄、依靠工农劳苦大众、坚决与共产党合作的正确道路,其反帝思想上升到理性阶段。
    论者也同时指出,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孙中山晚年仍对帝国主义存有一定的幻想。
    第四,大亚洲主义思想。
    ①大亚洲主义的思想渊源。
    论者多认为孙中山提倡大亚洲主义,主要是受风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社会的大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同意见则强调儒家思想才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渊源,认为儒家以仁爱思想为出发点,特别讲求人道主义、王道思想和大同思想,这些对孙中山影响很大。
    ②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内容。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前后期有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后期对日本的侵略面目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个过程是曲折、复杂、充满矛盾、逐步推移的,既不能用对日本从依靠到批判来概括,也不是直线的、简单的反侵略进行曲。
    不同意见则认为,民国8年(1919)前后孙中山对日的认识和态度只是一种策略性变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政策,但并没有放弃联日的活动。从民国13年在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讲演中,并不能看出孙中山晚年的大亚洲主义比早期的大亚洲主义有过多大的改造,更不用说彻底改造。
    关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主要内容,论者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基于对亚洲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认识,认为亚洲的复兴是一种必然趋势;二是振兴亚洲是亚洲人自己的责任;三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复兴亚洲的第一步;四是特别注重中日联盟、中日合作;五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利害关系与其他列强正相反,日本应支持中国革命;六是以日中提携合作为基础,建立起亚洲民族的大团结。
    还有论者指出:强(大)国中心取向、中国主体主义、反对强权霸道的王道观以及同情支持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反对列强的斗争是支撑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四大支架。这种利用强国为支撑点,争取民族解放,最终达到民族平等,正是孙中山那个时代弱小民族的革命家实现理想的一种正常和现实的策略抉择。
    ③对大亚洲主义的总体评价。
    对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主观愿望,论者多予以肯定,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为了批判当时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世界主义两种帝国主义思潮而提出的,是一种以“受屈部分之人类”为主体的地域性反帝民族主义。尽管对日本充满幻想,但它与日本妄图称霸亚洲的“大亚洲主义”侵略政策有本质上的不同。
    争议较多的问题集中在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否有所认识和批判。有论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孙中山在着重强调亚洲各个国家之间应当密切团结以反对西方列强的时候,忽略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亚洲其他弱小民族的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对立,企盼日本帝国主义能够援助中国革命运动和联合苏维埃国家,只能是一种完全不能实现的幻想。
    有论者持肯定态度,认为孙中山通过对以往历史教训的反省和总结,认识到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是中国革命的大敌,公开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认为要实现大亚洲主义,不但要团结本洲的被压迫民族,还要团结外洲的被压迫民族;不但要反对外洲的帝国主义,更要警惕本洲的帝国主义。
    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际效果,论者多持否定意见。认为孙中山因为与日本关系至深,总是从好的一面去考虑中日合作与亚洲的前景,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日本政府最终发动了侵华与太平洋战争,应验了孙中山所说的“与虎谋皮”的预言。而且,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后来还被汪精卫等所利用。
    第五,对民族主义的评价。
    论者对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作了肯定,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超过了一般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但对于辛亥革命具有巨大促进作用,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局限性,论者指出:前期民族主义没有正面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纲领,企图用妥协的方法,取得对外的民族独立,显然只能是幻想;孙中山把民族的形成看作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的结果,甚至把民族看成是生物学的现象,混淆了民族与种族的区别;在实现民族主义方法上,他主张大民族同化小民族,忽略了民族间的平等关系;孙中山晚年提出利用旧有的宗族团体和家乡观念,联合全国民众为一大国族团体的做法,也不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础上作出的冷静结论,并不可行。
    3.民权主义研究
    民权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民权主义的社会背景、民权主义的思想渊源以及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评价。
    (1)社会背景。
    论者普遍认为民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映。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居于主要地位。人民群众深受封建专制压迫,要求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成为一切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政党和个人的强烈要求。
    (2)思想渊源。
    民权主义是中西文化化合的产物,这是论者的共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论者一方面强调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革命民主传统的继承;一方面指出中国古代的儒家正统思想和“王道仁政”思想,对民权主义的间接影响。西方文化的影响方面,论者认为孙中山主要是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学说,特别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革命思想。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对西方近代民主学说并不是简单照抄,而是进行一番“改造”。如“权能区分论”吸收了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以及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二者的混合。
    分歧在于中、西文化谁是主源。部分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中国民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完成阶段。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虽有取资欧美之处,但其根本精神则仍得自儒家民本思想之政治哲学。中国内地论者普遍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才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主要渊源。孙中山主要从西方资产阶级前辈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和实践里,吸收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以及“自由、平等、博爱”观念。
    (3)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博爱观、五权宪法思想、权能区分论、革命程序论、地方自治思想、政党政治观等方面的内容,论者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探讨。
    第一,总体评价。论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权主义进行了评价,有褒有贬。
    ①与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比较,论者多予以肯定。认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封建皇权思想而言的,即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政治障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又进一步发扬民主主义原则,使之与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相应部分基本上取得一致,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民主和自由的意愿,符合于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势。
    ②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比较,论者认为较之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和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都毫不逊色。
    论者比较孙中山民主观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认为前者重人造权利,后者重自然权利;前者重国家利益,后者重个人功利;前者重相互平等,后者重自由竞争。
    还有论者认为,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包含了通向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现实性的内容,表现在:一是孙中山提出并一贯坚持了“主权在于人民”的思想;二是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上的民主与经济上的平等的联系;三是孙中山还探讨了实现民权主义的实施方案。
    ③有论者将孙中山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相比较,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没有包涵深刻的、明确的反封建内容,缺乏彻底解放人民群众的主张,对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表示了无保留的倾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仍有很大缺陷,如未能理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运动所导向的共和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它必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人民共和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过高的、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估计,针对资产阶级“代议政体”的溃疡所设计的一种“超乎欧美之上”的政权形式,仍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
    第二,民权主义未能贯彻实施的原因。
    论者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民权主义自身的矛盾、民权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如有论者指出,在辛亥革命期间,绝大多数人在反满的鼓动下起而投身革命,对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缺乏切实的思想准备。民权主义并非大多数人自觉为之奋斗的目标,革命党人的活动不能不在较低的历史水准上进行,即主要以反满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因而,辛亥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缺乏真实内容,民权主义的目标落空了。
    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等人鼓吹的直接民权学说,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阐发;他们倡导的“以党治国”学说,则带有古代民本思想的胎记。前者主要见诸文字宣传,影响面局限于知识,不容易为不识字的工农大众所理解;后者则是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不仅为孙中山等人身体力行,而且容易引起民众中期待他人来拯救的消极心理的共鸣。这样进行民主运动,容易造成少数先知先觉者脱离群众的孤军奋斗,很难唤起民众自觉当家作主的觉悟与热情。
    第三,革命程序论。
    论者对革命程度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①革命程序论是否有太多的英雄史观色彩。
    肯定意见认为:孙中山在革命专政和民主宪政之间安置一条训政鸿沟,结果就会在一定时期内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抑制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而便于使政权操纵在少数军人的手里,造成同人民对立的军事独裁,反映孙中山所具有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类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否定意见则认为:生活在封建君主专制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对于民主政治是陌生的。为了奠定共和国的基础,扫除反对势力和习惯势力十分必要。建政“三序”的设计,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革命程序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不仅没有不相信群众、轻视群众的色彩,相反是相信群众的一种表现。
    ②“训政”口号被反民主势力所利用,是否能够因此而否定革命程序论。
    一种观点认为,革命程序论片面强调了人民群众需要训练,而对作为训练者的革命党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改造则重视不够。其结果,不仅难以达到训政的目的,而且有可能导致革命党人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阶层,更有甚者,少数野心家还有可能以训政的名义,行专制独裁之实。
    否定意见则认为,任何一项良好的政治决策,在不同目的的政治家手中,都可能发生违背原意的结果。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训政口号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篡改和阉割孙中山的原意,那绝不是训政理论本身的不足。
    还有论者两方兼顾,一方面认为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许多相似和相同的地方,但根本精神却有很大不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者的一种附会,二者貌合神离;同时也指出,孙中山的训政构想的缺失和不完善也的确蕴含了向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转化的内在可能性。
    ③孙中山晚年是否放弃了革命程序论。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在自己的晚年放弃了革命程序论,只不过过早的去世使他不能充分地阐发这一新的主张。
    否定意见认为,孙中山在去世前,并未放弃革命程序论。理由有三:一是孙中山在逝世前几年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十分强调革命程序论的重要性;二是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虽未提“三时期”,但在阐述其对内政策时,讲到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正是约法时期的主要内容;三是孙中山在“遗嘱”中提到国民党同志要依照《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中特别强调革命程序论的重要意义。
    第四,地方自治思想。
    ①地方自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论者普遍认为,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随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和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演进,不断深入发展,最后臻于成熟,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列入政治纲领。
    ②关于地方自治思想的评价。
    持肯定论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的具体条件下,孙中山主张直接民权、反对官治,主张以县为单位的人民自治、反对封建割据,主张人民自治的联省、反对军阀联省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要求,是中国国情的产物。
    持否定论者则认为,孙中山所设计的实行地方自治的方案是依赖党治,自上而下“训政”,这一途径的设计与追求全民政治的理想,在实践中是难以调解的一对矛盾。同时,由于孙中山缺乏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控制管理的经验,对于县以下的自治区划及制度设置等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回答。因此,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并不是完整的实行纲领,而只是一个充满矛盾、内容空泛、脱离中国基层社会实际状况的政治理想。
    还有论者指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一方面强调县自治,另方面强调国民大会,而忽略了省一级在政权、治权结构中的地位。
    关于地方自治思想中的均权主义,论者认为,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孙中山最后形成了一种集联邦制与集权制两者之长的均权构想,希望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此达到分权而不分裂、集权而不专制的最佳境界。孙中山的这一构想不是机械的中体西用,而是西方联邦制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顺应世界潮流,是根治当时混乱中国的一剂“良药”。
    但也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均权主义主张,仅仅指出了方向,而未明确制订出具体的方法,仍只是停留在理念阶段,未能落实到法律及制度上,仍然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的分裂问题。
    第五,权能区分论。
    权能区分论是孙中山民权主义中极富创造性的思想,是其五权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础。对此持否定论者认为:权与能在理论上是不能区分的。在实践中,权能区分极易造成独裁专制,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的偏见。持肯定论认为,权能区分论有较西方资产阶级更多的民主性,比较符合中国地广人众、国民素质普遍较低的国情。
    第六,五权宪法。
    ①五权宪法思想的形成。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在观察到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缺陷、借鉴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而形成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五权宪法并非是“三权加二权”的混合物,而是孙中山融会贯通中外一些学说和制度,熔铸而成的独具一格的宪法学说和政体方案。
    ②五权宪法思想的特质。
    大多数论者认为五权宪法是一种资产阶级分权制。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集权制说,认为五权宪法采用的政体原则实际上是集权制,而且集权倾向十分明显;二是朴素的民主集中制说,认为孙中山一方面强调民主,另一方面又强调政府要万能,要集中。既坚决反对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又反对只讲民主不要集中,使政府陷于瘫痪无能。
    ③对五权宪法思想的评价。
    论者对五权宪法思想的评价褒贬兼备,只不过侧重面有所不同。
    与三权分立制进行比较研究,论者一般认为,五权宪法和三权分立无论是就其权力还是目的都有所不同。这一学说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将间接民权(选举权)与直接民权(罢免、创制、复决),也即是将代议政制与直接民权政制相结合,从而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开辟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途径,为中国民主政制取代封建专制找到了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办法。
    也有个别学者从此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的长处在于其理想主义,短处亦在其理想主义。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从议会中分出监察权,减少牵制,提高政府效能,这一想法实有其合理处,应当承认它对西方民主思想有所突破。但从实际推动中国民主政制的发展上,孙中山的高度理想主义的宪法思想在付诸实践的时候,会发生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在总统统御下的五权分工合作,不可能有事实上的互相制衡。而且由于人民行使统治权的国民大会无常设机构,实际上不是政权控御治权,而是治权侵越政权,政府权压制民权。
    还有论者从政体与国体关系的角度考察,认为五权宪法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的分权主义和西方国家现行的三权分立的宪法的演化,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本质上仍有严重缺陷。
    不同论者认为,政体固然受制于国体,但政体的组织形式仍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反作用。五权宪法顺应了中国国情,正确地吸取了西方各国的教训,其实施有利于近代中国的民主进步,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和进步的作用。
    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在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上附加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不过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和御史制的流风余韵的改装。他主观上想以此解决三权鼎立之弊,客观上却不免成为限制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屏障,成为引渡封建势力钻入国家政权的“绿灯”。
    还有论者结合台湾进入政党政治时期政治的运作状况,从政府内部、政党之间的各种分歧与争执日益公开化的现象出发,重新审视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他们认为,“权能区分”学说并非如孙中山自己所言是世界上一大新发明(西方学者早已有类似主张),而且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
    第七,自由、平等、博爱观。
    自由、平等、博爱观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论者在评论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观时,常分开进行,但也有将自由平等观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
    关于其自由、平等思想的渊源,论者指出,孙中山在民国13年(1924)所阐述的自由平等论,基本上借鉴了穆勒、斯宾塞一派的学说,补充了国家主义派的一些重要论点,而对卢梭一派自由平等的主张则多予否定。这与孙中山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考虑自由平等问题有很大关系。还有论者认为,一方面,孙中山自由平等观及其政治建设构想,在理论上并没有消除自由与专制的冲突,而在实践中,则更免不了顾此失彼,南辕北辙;另一方面,孙中山反对照抄照搬欧美模式的探索精神是非常有价值的。
    论者探讨了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进,认为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在早期基本上是正确的,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后期却显得混乱,尤其是中华革命党时期(1914~1916),孙中山对平等自由的认识大大倒退了。
    大多数论者还是将自由平等博爱观分开进行论述:
    ①自由观。
    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自由观的涵义,自由观的矛盾性及其评价。分歧的焦点是如何评价孙中山的国家自由和个人自由关系问题。
    关于孙中山自由观的涵义,论者多认为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指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自由、独立自主;其二,类似于欧美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指的自由,诸如解除封建压迫,获得精神、人身等的自由;其三,泛指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原则,如集会、结社、言论、信仰等自由;其四是作为极端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同义语。
    关于孙中山强调国家自由反对个人自由的问题,否定论者指出孙中山自由观的矛盾性:为实现民族主义,孙中山从提倡自由转向强调权威,疏离了他所追求的民主主义的近代化目标。因为自由并非如孙中山所理解的仅仅是变革手段,而是民主化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是共和的基石和专制的否定,对权威的强化却恰恰容易滑向新的专制。
    还有论者指,孙中山对自由的理解存在缺陷。他将放荡不羁与由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都视为自由,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否定中国人争取自由权利的迫切性。这种认识不利于动员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性。
    持肯定论者则认为,关于自由的价值取向,并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理念或个性追求的问题。在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整个民族自由沦丧的状况下,孙中山强调“中国人自由太多,不能用争自由来作为革命”,绝不是要剥夺个人自由,而是为了克服旧中国人民那种分散性、落后性,最终目的在于挽救民族危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他对国家自由的强调是符合国情的。
    还有论者褒贬兼顾,指出孙中山强调国家自由,认定个人自由应该服从民族和国家独立的事业,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过于强调国家自由,认定国家、民族的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只有互相排斥的关系,并因而排斥个人自由则是错误的。
    ②平等观。
    平等观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论者一方面强调孙中山平等观的进步性,如强调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突破了资产阶级的形式平等观;另一方面又指出,孙中山并没有理解平等的内涵,他强调平等多出于道义原则,忽视平等的阶级基础,把人类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更显露出其英雄史观的色彩。
    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平等思想包含着西方的功利原则和中国传统道德的矛盾。在解决这一矛盾时,孙中山求诸传统伦理道德,表现了他对西方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失望,展示了一个忠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正义感,但是他的基于道义原则的社会平等观毕竟代替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另外,对于孙中山平等观的内涵,论者肯定较多的是“人为的”不平等和“真”平等的提法,认为孙中山在阐述人为的不平等时,暴露了封建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并且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造成人为的不平等的暴虐无道,论证了被压迫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的必然性。对孙中山“天生的”不平等与“假平等”的见解,论者则多予批评性的评价,认为“天生的”不平等和“假平等”的观念,虽然反映了人的聪明才力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但仅仅从生理学上考察这一问题,并且把它变成一种纯粹先验的东西,看不到所谓天生的不平等是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反映了孙中山对人民群众难免抱有阶级偏见。
    ③博爱观。
    论者认为,孙中山的博爱观瑕瑜互见,瑕不掩瑜。其长处在于:孙中山博爱观中的“爱”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孙中山的博爱观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狭隘阶级利益。他不仅仅是标榜自己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要用解决人民的经济生活问题的办法来为全人类谋利益,为全人类谋幸福,表现了东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孙中山的博爱观受到中国儒家仁爱观念的影响,但却表现出比传统文化更高的道德水平。其缺陷则表现为:博爱精神使孙中山对敌宽容,这成为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的博爱观否定阶级斗争,幻想用“互助合作”、“平均地权”等温和的方式避免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最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博爱观的范畴。
    第八,政党政治观。
    政党政治被孙中山描绘成“共和政治”的蓝本,是从其对于政党的论述中引申出来的实际结论。
    ①政治观的性质。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最终目标是实现两党制,“以党治国”只不过是孙中山根据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真正的共和暂时难以在中国立足的险峻形势下而提出的,是过渡到英美式政党政治的一种非常措施而已。它不仅不构成对在宪政时期实行政党政治的否定,而且,它之所以需要,正是为了保证在革命任务实现的将来,能真正实现其政党政治的目标。
    但也有论者认为,它缺乏实际意义,因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民主派不可能为政党和政党政治创造现实的条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主张又成为过时的观念。
    另外一种观点是“一党制”说。论者根据孙中山晚年的以党治国思想,认为他由一党革命到实现两党代议制,再到以国民党一党治国,最终的目标是一党制。并指出党治学说体现的民本思想,是导致孙中山所主张的“党用人治”的根源,而人治的结果,或者会在执政者去世之后造成人亡政息,或者在执政者蜕变之后加剧集权专制。“以党治国”的政治方案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接合交替时期具有两重性:从取代军阀统治的意义上说,具有进步性;从强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意义上说,具有保守性。
    ②党内建设。
    对孙中山的党内思想建设,论者主要是探讨思想建设的内容,如修明党德、党员正心、精神至上等,认为本质上,它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精神转化为政党的道德规范,再通过政党的示范和影响,转化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实现民主的道德化。
    对孙中山的党内组织建设,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前后所创立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与会党社会秘密组织迥然不同,逐步具备了近代政党的一些基本特征:一是有独立的奋斗目标、行动纲领,有相当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建立了由总部、分部及基层组织等多层次共同构成的组织系统,确立了较为稳定而又有一定权威的领导核心;三是会员或党员,必须拥护党的宗旨、目的,履行必要的手续,遵守章程所规定的各种纪律,从党员构成上保证了组织的统一性;四是除不断扩大自己的组织外,还努力通过公开的秘密的宣传、鼓动、联络,影响公众的情绪、思想,以便吸引众多势力投入政治参与,使自身的奋斗具有群众性的基础。
    还有论者分析了孙中山政党组织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同盟会时期政党组织建设思想的核心是民主制原则;中华革命党时期的政党组织思想采用个人集权制;中国国民党时期,仍然继续执行个人集权制的组织原则,但国民党改组使其政党组织建设思想有了全新的内容和特点:首先是确立了民主主义集权制的政党建设组织原则;其次是初步建立了政党新的领导体制——委员制;最后是提出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国民党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
    也有论者对孙中山晚年要求国民党党员无条件服从总理、实行党魁独裁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孙中山关于党内实行“人治”的主张,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在与专制主义冲突与渗透当中畸变的产物。它对此后政党民主化建设和法治建设长期起着消极的影响。
    4.民生主义研究
    对民生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生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否包括节制资本的思想、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否已经产生、民生主义的评价、平均地权与农村土地之间的关系、民生主义的性质、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探讨民生主义、以民生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思想等。
    (1)民生主义的形成。
    ①萌生时间。民生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体系,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在民生主义产生初期,孙中山最先关注的是土地问题。因此,对民生主义产生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平均地权思想产生的时间。有论者根据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回忆,认为平均地权的思想产生于“伦敦蒙难”留欧两年以后。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最早提出“土地国有”和“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的思想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99~1900)间。第三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有一个把西方社会主义搬用于中国的曲折探索过程,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才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
    民生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节制资本”思想作为正式纲领提出虽然较晚,但论者多认为在民国元年(1912)初已见端倪,指出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已正式提出征收地价税和铁路、电气、矿山等大企业国有的政策。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含有明显的防止资本家垄断的意图。
    ②萌生原因。论者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各自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要求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悲惨境遇的同情;受欧美社会中严重贫富分化现象的刺激和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的种种弊端防患于未然;中国传统的均富、大同思想的影响;与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使日后的政权长治久安;防止中国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把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毕其功于一役,使外国的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
    ③思想渊源。关于平均地权思想的产生,论者都承认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源头,但以何者为主、在两种来源中各吸收了哪些思想因素则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学说尤其是近代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土地纲领是民生主义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思想渊源,只是具体内容和方法吸取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不同论者则强调平均地权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论”,即以亨利·乔治理论为基础,吸取约翰·穆勒的方案。
    关于平均地权继承了哪些中国传统思想,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借鉴了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因袭历代中国农民提出的某些朴素的经济平等观念,而又抛弃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突破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及均平思想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奠定了基础;第四种意见认为平均地权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影响;第五种意见认为平均地权思想受到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影响。
    关于外国思想影响因素,孙中山除受亨利·乔治和约翰·穆勒经济学说的影响外,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的土地纲领还受到寻求土地和自由的农业社会主义者、俄国社会革命家沃尔科夫斯基,以及爱尔兰土地改革论者戴维德的影响。还有论者指出,平均地权纲领中的单税制或土地国有可能是受到日本人宫崎寅藏兄弟土地主张的影响。
    关于“节制资本”思想,由于孙中山自己明确地表示过是采用德国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即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论者对此并无分歧,只是有的论者认为也应该注意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节制资本”的内容与中国古代“官山海”、“盐铁专卖”、“轻重论”等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思想有着因袭关系。
    由于孙中山本人经常把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因此,有论者从社会主义角度研究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是多元的,除了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外,他接触过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反映出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多元的内容。
    关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论者指出,孙中山赞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收了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观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2)民生主义的内涵、性质和作用。
    ①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曾把他的“民生主义”十分明确地归结为“资本”和“土地”两大问题。论者在谈到民生主义的内涵时都注意这两方面的内容,只是在具体表述上有些差异。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对民生主义所作的质的规定,就是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纲领为指针,依靠国家的力量,改变封建生产关系,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为途径,大力促进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有的论者认为,民生主义除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外,还应包括“振兴实业”和消费的内容。
    关于孙中山晚年的民生主义思想内容,一般论者都强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两项政策的正式确立。认为孙中山将平均地权和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联系起来而公开号召“耕者有其田”,将实业归公和人民民主主义结合起来而明确要求“节制资本”。但也有论者指出,孙中山虽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进步纲领,但由于阶级局限性,他始终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没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问题。
    关于“平均地权”与农村土地的关系,论者大多认为,“平均地权”重点是解决城市土地的地价问题,而不是针对具有迫切意义的广大农村的土地问题。尽管孙中山在私人谈话中探讨过农民问题,并认为最终的解决办法非“耕者有其田”不可,但他始终没有找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不同论者则认为,孙中山主张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范围是包括全国所有的土地。革命派当时强调宅地,主要是与梁启超辩论,而并非是忽略农村的土地问题。
    关于孙中山晚年是否用 “耕者有其田”主张代替“平均地权”思想的问题,较普遍的看法是:孙中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帮助后,对“平均地权”作“耕者有其田”的解释,土地思想发生了“质变”。不同论者则认为:孙中山晚年并没有以“耕者有其田”代替“平均地权”的主张。“耕者有其田”不过是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辅助性的方法,是平均地权政策的一部分,是土地国有化政策的延伸,实际上只是把土地税由原来交给地主转而直接交给国家。
    关于土地纲领的演变,一种观点是:当孙中山还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的时候,他有朦胧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但接受亨利·乔治的单税论之后,他所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一整套纲领中,“耕者有其田”的内容消失了,是一种思想上的退步。不同意见则认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是主张一种土地国有化政策,不仅使耕者从无地到有地,又能使土地从私有到国有,这是一种进步,而非倒退。
    还有论者解释孙中山早期没有公开揭橥“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原因,认为该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孙中山所以没有在《同盟会宣言》或《民报》中公开提出这种思想,完全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求同存异,化解革命道路上的阻力。
    ②民生主义的性质。由于孙中山本人经常将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因此,不少研究者从社会主义角度分析民生主义性质。
    1912年,列宁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主观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是“社会主义空想”、“小资产阶级空想”,在学理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影响较大,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民生主义是近代中国革命民主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主观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浸透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浪漫空想,成为世界上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纲领。不同论者则截然否定民生主义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认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还是对农村土地的处理,以及对国家政权的态度,民生主义与俄国民粹派的主张都不同。
    对于列宁的有关论断,论者也有质疑,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列宁根据《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写成的,而《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只是孙中山演说词的一部分,而且译文并不十分精确。所以,列宁的论断不一定完全符合孙中山的真正思想。
    还有论者指出:列宁用于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仅仅从思想的主观动机而不是客观内容作出概括,随意性较大,科学性似感不足。
    一种观点认为:民生主义是生产力极其低下、资本主义极其微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与今天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有某些共同之处。
    一种观点认为:民生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制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国有”的性质是由国家政权性质决定。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民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的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的“国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有。不同意见则认为:孙中山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却从不曾给予这一革命运动以有力支持。在晚年,他曾明白宣示要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新共和国,反对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排除了他的国有化计划的资产阶级性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生主义不是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特定阶级自己锤炼出来的思想,它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这种思想聚拢了古今中外多种不同的思想,其外表的阶级色彩已十分模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对社会主义的归纳分类完全是根据19世纪中叶西欧的现实状况作出的,与20世纪初期中国的状况不啻有天壤之别。无论取其中任何一类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相类比,都是极不恰当的。
    关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论者通常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方面的概念。他认为,私人经营即资本主义,国家经营即社会主义。他反对在中国通过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将民主革命的纲领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表明孙中山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
    孙中山一方面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并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理论提出异议,存在着矛盾。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他坚信该思想体系是唯一正确的,对所有其他思想都予以批评。有论者认为,孙中山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历来主张不照搬西方,认为应独创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党内同志和内外敌人对国共合作的非议和诋毁。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对科学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个系统、正确的认识,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更加强了独尊三民主义的意识。
    ③民生主义的作用。
    第一,整体评价。
    论者高度肯定民生主义的积极意义,认为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愿走资本主义而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要求;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社会福利的内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最先进和最完整的资本主义化纲领。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性:土地纲领中没有包含农民彻底摆脱封建桎梏和“耕者有其田”的实际内容,得不到农民支持;“节制资本”主张与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相违背,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幻想由于“中国的落后”而利于“预防资本主义”的思想乃是反动的臆测,妨碍了人们正确地判明历史的必然性。
    有论者不同意“‘平均地权’是最大限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纲领”的说法,认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国有化计划就是专为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阻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建立而制订的,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存在是确切无疑的,不能反过来说是要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对于孙中山决意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论者一般认为这种主张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主观空想”。不同论者则认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面向未来,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创建一个中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种理论的革命性、进步性是主要的,空想的一面是次要的。
    第二,平均地权的作用。
    关于平均地权的评价,研究者一般认为平均地权是资本主义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其矛头指向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垄断和由此产生的绝对地租,在客观上打击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创造广阔前途。平均地权针对的是城市土地,对于农村土地问题几乎未涉及,这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都集中在城市有关,反映了孙中山首先考虑的是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
    还有论者指出旧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未能触及统治着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不可能消灭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新三民主义确定了“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才有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一种观点认为:“平均地权”的提出,表明孙中山在醉心学习西方的同时,已开始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并不再把西方世界看作是完美无缺的极乐世界,转而开始对它抱有批判态度,并注意到社会革命问题。
    关于“平均地权”的可行性问题。有论者认为平均地权不是为解决农民问题而提出的,核定地价意味着承认土地占有的现状,只要不发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涨价归公就只是一句空话。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历史条件与西方国家的迥然不同,亨利·乔治的学说未必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实际。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国家里实行这种“重价之地必完重价之税的政策”,对发展资本主义未必有利。
    对于“涨价归公”的效用,论者指出,此举虽然意味着土地增价所带来的地租增值部分不再为地主拥有,但却不可能因此改变地主占有大部分原租的状况。况且地价的增长也是有一定速率的,只要大部分土地仍用于农事,只要土地的出产物仍主要是粮食,地价的增长幅度就是有限的。
    对于孙中山晚年的平均地权思想,论者一方面肯定其进步性,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即使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思想有了巨大转变,甚至提出了“耕者有其田”这一进步纲领,也没有根本改变其立场,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农民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作用的认识还是非常片面的。
    第三,节制资本的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节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顺应了当时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历史必然,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绝对必需的。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孙中山不了解国家的本质,不了解国家政权与阶级的关系,把国家性质看成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因而,其经济上的“国有-民有”主张只能是十分模糊的概念,无法落实。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极端缺乏、生产力低下的国家里,仅仅依靠国家资本发展生产,不仅缺乏现实基础,而且还会抑制或者堵塞资本家的发展道路。至于消灭贫富对立,仅用民生主义作为手段并不能达到目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用社会革命的办法,即剥夺剥削者,消灭私有制。但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要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做到。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孙中山害怕竞争,有意识地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调和,处处预防资本家的分散投资和经营工商业。这就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管理经济,而是通过政治干预经济,使社会经济朝着集中的趋向发展。集中有便于指导和管理的好处,但也有明显的弊端。由于政治干预经济,企业缺乏自主权,因此,无法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指导生产而缺乏活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和热情贯注之处始终在国有经济,给私人经济留下的活动余地很小,而且时时有戒心,害怕由此生出“大富”阶级,时常表露出不许私人资本主义分尝一杯羹的心态。
    5.经济建设思想研究
    (1)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
    不少研究者从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更宽泛的领域来研究民生主义,认为孙中山提出经济建设既要全面进行,又要善于抓住重点的思想;提出以政治改革为经济建设的创造前提,把技术革命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同时并举的思想;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
    还有论者将孙中山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通过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方式变革封建土地制度,铲除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土地障碍;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其“社会经济组织”的大资本垄断的弊端,在中国近代建立一个多元的经济制度——限制私人垄断大资本所有制的扩张,鼓励和支持中小资本所有制的发展,以发达国家大资本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还有论者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视为孙中山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提出的一种非单一的经济模式,它既有别于当时现实生活中单一的私有制,也有别于马克思批判私有制而提出的单一的公有制。这种模式不仅合乎中国国情,而且揭示了东方国家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中,多元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历史必然。
    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既包含有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容,又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分配因素,带有明显的大同理想主义色彩。
    论者一方面指出孙中山的国民经济现代化思想,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希望建设一个没有欧美社会“弊病”的中国资本主义,是一种主观的幻想。另一方面又给予其积极评价,认为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时期最进步的经济思想的代表者,是西方近代经济理论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结合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的建立者,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的完成者。
    还有论者分析了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未能实现的原因,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孙中山的理想与其面对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而在于未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还有研究者从近代化角度概括了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近代中国要想实现近代化,首先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中国近代化追求的是国家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和造福于人民;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纠正和防止西方已出现的弊端,结合本国情况,加以改进。
    (2)对外开放思想。
    论者分析了孙中山开放思想形成的原因:受西学的启迪;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朝野领袖出于对在华利益的关切,对孙中山所采取的虚与委蛇或漫施口惠的态度,令孙中山对依赖外资产生幻想。
    还有论者探讨了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过程:萌芽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上李鸿章书》,成熟于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对“开放”的方位作了较大的调整,由强调联络欧美列强转为“以俄为师”,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开放,“开放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对外开放的内涵,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点是要引进外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因素来发展中国的各项生产事业,属于经济思想范畴,是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种把孙中山主张开放当成学习西方的同义语,把它的内容扩大地理解为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方面,甚至连“以俄为师”也纳入其中的做法,是不恰当的。相反论者则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倡导的开放,还是以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学说为最主要内容,而且贯穿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整个生涯中。然而,随着形势变化,也逐渐增加了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外资、外才和先进技术等内容。如果把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局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孙中山的认识水平降到“中体西用”的程度,而这恰恰是孙中山反对和批评过的。
    对外开放思想的评价,持否定论者认为:在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残酷掠夺,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真正的民主政权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主张“对外开放”,实际上无异于“引狼入室”。这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认识得最不足的地方。肯定论者则认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开放主义、主张利用外资的集大成者和先行者,他的对外开放主张,表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宏伟气魄。尤其是他提出的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更发人深省。
    还有论者指出:寻求国际支持是一种正常现象,孙中山在谋求国际支持的时候,不是寄托在列强的善心之上,而是晓以利害。其基本点是承诺在革命后实行开放政策,创造国际投资的有利环境,有时,他甚至被迫以利权为交换,来谋求事业的进展。不应该责难孙中山对列强存有什么幻想,倒是要批评他对列强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论者从多方面分析孙中山对外开放主张未能实施的原因: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政局动荡多变,军阀不断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又一直对中国革命抱敌视态度,使孙中山的主张根本缺乏付诸实施的社会条件;孙中山对客观形势的判断不够全面准确,甚至发生错误;孙中山关于经济建设、引进外资的计划过于庞大,操之过急,并对调动中国社会内部的积极因素有所忽略,这些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计划的实施。
    (3)对《实业计划》的评价。
    对于《实业计划》,论者多承认孙中山以爱国救亡为重要内涵,既有宏观的把握和构想,又作入微的分析和设计,具有突破民族的和地区的闭关自守状态,形成统一市场,加强国防力量,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不足之处在于:只注重主导产业的发展,忽视了相关及辅助产业的同步发展,势必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计划中提出的“门户开放”、“取法乎上”等政策、战略,均立足于“速成”、“赶超”,使《计划》带有主观成分;计划过于庞大;时限过于短促。
    对于《实业计划》未能实施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把实业建设的资金和人才都立足于从外国输入,通过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富源给中国带来实惠,这就使得他的计划带有很大的不可行性。不同观点则认为:计划未能实施,其原因不是由于该计划缺乏可行的基础,而是由于孙中山的计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有一个能使政局长期稳定的政府来逐步实施,又需要国际财团投入巨额资金的合作,而这两个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均不具备。
    (4)其他经济思想。
    孙中山对铁路建设多有阐释。论者一方面肯定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的合理性,如认识到交通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等,同时又指出其不足: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带有若干盲目学习和模仿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加拿大发展铁路的意向,并未顾及到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全面控制的半殖民地的现实,理想与实践之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还有论者分析了民初孙中山提出的“引资筑路”计划的原因,指出该计划之所以未能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是因为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未经过实地考察和精心周密的科学论证,给人以热情高于理智的感觉;二是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主权的办法。
    还有论者探讨了孙中山的农业发展思想,认为经过长期探讨,孙中山基本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全面的设想和比较完整的农业改革方案。
    还有论者考察了孙中山的商业思想,指出孙中山振兴中国商业的经济思想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大致以民国9年(1920)7月《实业计划》一书写就为界,此前他主张振兴商业,此后则不明不暗地提出限制商业的发展。
    对孙中山货币理论——“钱币革命论”,一般论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孙中山“钱币革命论”的理论基础是“货币名目论”,不但在理论上有根本性的缺陷,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所存在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同论者认为:货币形态并不是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来衡量孙中山的见解,责备他不懂科学的价值论和货币论,认为其主张只是建立在庸俗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一些片面之见,这是不够公正的。
    孙中山在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或范畴上广泛地发表过意见,这方面也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在生产要素问题上,一般认为孙中山重复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的“三要素论”。对其中的资本问题,论者也多认为孙中山对资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资本的物质外壳,即资本所采取的具体形态上,把货币、机器以及其他劳动产品与资本混为一谈,未能认识到资本的本质。孙中山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多有批评,对此论者认为:孙中山混淆了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价值转移与新价值的创造,否定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混同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和产生。分配论方面,孙中山将亨利·乔治的分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学说相提并论,并使之相互融合,研究者认为这既表明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也说明他没有完全赞同亨利·乔治的分配论,他的分配论仍未脱出“三要素论”的窠臼。

(二)哲学思想研究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三民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其全部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研究的一个热点。
    1.性质
    从总体上判定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二元论或唯心主义。该论点多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论述的影响。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如有论者则认为: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方面,孙中山把物质和精神看作两个平行的实体,将精神与物质并列同作为世界的本原,混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孙中山还将哲学意义上的“物质”与平常物体混为一谈。在世界的起源方面,其“生元说”既承认细胞的物质性,又认为它有“良知良能”,这等于承认离开人脑机体而存在意识,实际上承认独立精神力量的存在,从而陷入二元论。在认识论方面,孙中山缺乏明确和一贯的反映论思想,而且表现出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妥协动摇。“民生史观”简单地将人类谋生存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忽视了民生的阶级性,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相反论者则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属于唯物论范畴。他们认为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孙中山坚持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把物质看作第一性、本源的,把精神看作第二性的、派生的,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他在阐述生命和人类起源时,以“细胞”——“生元”作为生命发展观的基础,同样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方面,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命题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且包含了不少辩证法的因素。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关于地球、物种、人类进化的论述中,没有任何关于彼岸世界、上帝、神之类的观点,肯定了自然界先于意识、人类而存在,意识与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持唯物论论者又有诸多不同表述。有的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朴素的、自发的唯物论,其对物质概念的理解表现出哲学思想的不成熟性;有的认为孙中山的世界观属于机械唯物论,含有若干形而上学的因素;有的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论,进化论对孙中山的影响使其超越了机械论;有的认为孙中山的哲学体系高于机械唯物主义,但它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仅仅是一种向辩证唯物主义过渡中的带有矛盾因素的唯物主义。
    持“唯物论”论者还对“二元论”说进行批驳,认为毛泽东的论断仅仅是就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作的概括,不是对孙中山整个哲学体系的论断。只有从自然观和认识论等方面去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并没有一个严密的体系,持“唯物论”说的学者也不得不指出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见解也包含着一些模糊观念和唯心主义杂质,如其“生元说”认为细胞有意识、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二元论”的倾向。
    2.发展观
    在孙中山的发展观中,进化观是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条脉络,贯穿于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学者研究孙中山的发展观,基本上是围绕着进化这一主线展开的。
    (1)自然进化论性质、特征。
    论者普遍认为,孙中山吸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加以引申和发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但论证的角度、侧重点和表述方式则有所不同。有的从哲学思想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孙中山的进化发展观念,认为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构成了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方法论的基本内容,进化发展观念在孙中山的世界观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有的通过孙中山发展观与机械论的对比,揭示孙中山发展观具有进化论特征,即认为构成物质的元素原子是可分可变的,不仅承认机械运动,而且承认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有的从孙中山对宇宙进化三个时期(即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的划分而肯定其进化观;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的发展观具有鲜明的辩证法特征。
    (2)“生元”说的诠释及其性质。
    “生元”说是孙中山吸取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加以自己的创造、发挥而提出的独具特色的生命起源和细胞理论的学说。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和自身条件的局限,孙中山未能对此学说进行详尽透彻的分析和说明,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模棱两可之处,学者们对此学说的诠释和分析也因之发生了较大的观点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生元”说是唯心主义或二元论,具有“物活论”的特点。“生元”说认为单个细胞具有“良知”、“良能”,给本来不具有意识的单个细胞强加上意识,实质上是承认离开人的大脑机体还有意识存在,是承认超乎人的身体之上的精神力量存在,显然,违反了思维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特有的产物这一真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元”说虽然具有种种的缺陷和不足,但它的基调和主要倾向是唯物主义的。“生元”说肯定细胞是物质进化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认为细胞是一切生命有机体存在的根源,是一种物质的生命形态;肯定细胞具有“知觉灵明”的精神现象,主要是为了揭示人类的意识来源于细胞,断定人类意识是人类细胞派生的属性,说明人类意识与人类本身的细胞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些论述,显然是唯物主义的。
    有论者对“二元论说”予以反驳。首先,孙中山虽然认为生元有某种“良知”,但他并没有将细胞的低级意识和人的精神意志等同起来;其次,孙中山并没有割裂人的精神与人的大脑之间的关系而承认离开人脑机体而存在某种低级意识;再次,说“生元”是一种“意识元子”,与人体互相分裂平行的看法是误解了孙中山的原意。孙中山认为,细胞和人身的关系是物质和物质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不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
    (3)社会进化论。
    论者大多认为,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是孙中山社会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孙中山确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处在不断的更替和发展中,由简单和低级的阶段上升到有质的差异的复杂和高级的阶段。
    还有论者论证了孙中山的社会进化观同革命的关系,认为孙中山并没有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一种渐进的演变,而是把进化同革命联系起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的进化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孙中山社会发展观的局限,论者认为主要是内容不系统,有不少形而上学的杂质,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朴素性。
    (4)进化发展观的思想渊源。
    孙中山的进化观明显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他又高于达尔文,将生物进化论发展、升华为世界观和方法论。
    还有论者指出其进化论既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又带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文化重人生、重伦理道德,宇宙观与道德观、本体论与伦理学融为一体的哲学特征和直观整体的思维方式对孙中山有较强的影响,如在进化的动力选择上,他倾向于互助,而不是冷酷无情的竞争。
    3.知行观
    (1)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
    论者指出:孙中山之所以提出“知行观”问题,主要是为了扫除革命的思想障碍。孙中山认为革命、建设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受了中国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的毒害,既不求知,又不力行,视其“建国方略”为“理想空谈”,放弃革命、建设之责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
    对于孙中山知行观的评价,论者认为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主张,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把革命党的“心理建设”(思想建设)提到了革命的首要地位,抓住了革命实践中的根本性问题,具有革命的社会实践的意义。
    (2)性质与特点。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知行观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基本上属于二元论,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知行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指出其唯物性建立在首先承认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而认识则是第二性的;其次,承认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持唯物论说者又有所分歧,一派认为其基本特征是辩证法,一派认为其表现出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总之,说其是唯心主义和二元论者,往往同时肯定其有大量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而持唯物论者,则指出其具有或多或少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缺陷。
    (3)主要内容。
    关于“行”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所说的“行”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这种把科学实验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政治斗争作为“行”的主要内容,是他对中国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有论者甚至认为,孙中山的“行”已接近于“实践”,或说是接触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主要实践。不同观点认为,“行”的内容片面、狭隘,孙中山所说的“行”虽然也朦胧地包括着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的含义,但主要是指以单个人活动为中心的、超阶级的、脱离社会实践的、孤立分散的行动,带有鲜明的形而上学色彩。
    关于孙中山知行观中“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知”与“行”的关系是割裂的。孙中山在强调“行”时抹杀了“知”,在夸大“知”时又贬低了“行”,把“知”和“行”对等地平列,孤立地予以分别强调,陷入自相矛盾和混乱之中。另外,孙中山的“知行观”还有明显地夸大“知”的难度、轻视实践的倾向。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知”与“行”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孙中山提出通过行而求得知,然后用知指导行的卓越见解,深刻地揭示了知行关系的最本质的方面,实际上已经朦胧地触及“行—知—行”这一认识论公式,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合乎辩证法的。
    孙中山认为人的知识的来源有“天生、力学、经验”三个方面,论者对知识来源于“力学”和“经验”两方面没有异议,但对于“天生之智”则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天生之智”将人的“聪明才力”看成是“天生”的,夸大了个人禀赋资质的作用。尤其是孙中山认为只有“先知先觉”者才会有“天生之智”,明显是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同观点则认为“天生之智”不是先验论,孙中山讲的“天生之智”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天资聪颖的意思,而不是指人的“见识”和知识。他不认为人有“天生”的“见识”或知识,即使“先知先觉”的知识也不是来源于天赋,而是来源于“行”。
    孙中山将人的“知行”进程划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对这种“三时期”论,论者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三时期”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因为人类的知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知和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可能在历史上划出这三个阶段。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三时期”论揭示了人类知行辩证发展的过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其中既有机械论因素,也有合理性因素。
    (4)“三种人”理论的定性。
    孙中山在谈到人之“智”时,把人划分为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论者大都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孙中山的“三种人”理论。但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三种人”理论,把少数革命党人比作“诸葛亮”,把人民群众比作“阿斗”,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是一种唯心史观。还有论者认为,“三种人”的划分法不科学,因为个人之间天赋才能虽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实际上远没有孙中山所设想的那么大,以致可以据此把人类划分成三种人。
    不同观点则认为“三种人”理论不是唯心论。孙中山把人分为三种,只是认识论上的划分,其划分的标准是人的智力差别。所谓“先知先觉”,并不是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天才,只是智力上“绝顶的聪明”。孙中山认为三种人之间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孙中山并不认为历史仅仅是由先知先觉或英雄人物创造的,而是由三种人共同创造的,特别是第三种人(实行家)更是历史进步的重任所系。这种理论与传统的天才论有质的区别,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进步意义。
    4.社会历史观
    (1)关于社会历史观的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即为民生史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不仅仅指民生史观。具体指何内容,论者表述又各有不同。有的认为包括历史进化论、民生史观、个人与群众三部分内容;有的认为科学进化论是其理论前提,“互助论”是其思想基础,民生史观是其核心,三民主义是其政治内容。有的认为包含六个方面:关于人和人类社会出现的观点、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思想、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阶级斗争和人类互助的观点、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思想、关于英雄和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
    (2)社会历史观的性质。
    一种观点认为是二元论或唯心论。在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民生史观一方面承认物质生活和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陷入了二元论。民生史观还把人类要求“吃饭、穿衣”的生活要求,等同于一般的、抽象的“求生存”意志,并把“求生存”的意志作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陷入了意识决定论。民生史观还把社会分工论绝对化,夸大了理论的作用,并对群体论作非阶级的分析,贬低了实践者的作用,同天才论妥协,故又陷入唯心论。
    一种观点认为是唯心主义。孙中山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离开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具体的阶级关系,抽象地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努力,实际上是把社会历史的重心从物质、经济的客观领域转移到求生欲望和本能的主观领域,从而混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民生史观离开人的社会性而宣扬普遍人性,离开具体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谈论历史进化,不是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历史的主人,而是把先知先觉看成是历史的主宰。这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表现。
    一种观点认为是二元论。在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孙中山一方面承认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从社会物质生活方面去考察和说明问题,一方面又不同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否定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把抽象化的“民生”问题,当作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体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对于阶级斗争,孙中山一方面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冲突而又不能解决的结果,对工人的境遇表示同情,认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在谈到中国的阶级斗争时,又否定中国有阶级的存在,认为只有小贫和大贫的区别,用不着阶级斗争,只能进行调和,表现出二元论的矛盾。
    一种观点认为是唯物史观。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从社会本身、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物质活动中去寻求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主导方面是唯物主义。民生理论的主要含义是指发展生产以满足人类的生活,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的,用民生解释历史,遵循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路线;孙中山以经济观点论述了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必然趋势,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孙中山肯定了人民在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看到了阶级冲突的存在,但不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是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过渡的一种特殊形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生史观是为了探讨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问题,而不是为了抽象地探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套用纯哲学的标准来限定它。
    (3)对互助论的认识。
    对互助论的讨论,是社会历史观研究中分歧较多的问题之一,论者多认为互助论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人类进化以互助为原则;人类社会互助与竞争并存;互助是人类进化的主动力。关于互助论的理论来源,有论者认为主要是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思想的影响;有论者认为主要受西方互助论和中国古代性善论的影响;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互助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有机结合。
    对于互助论的评价,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互助论看到了作为对立面的阶级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了它的斗争性;强调人们解决“生存问题”的共同意图,却没有看清不同阶级的人们循着完全对立和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去解决“生存问题”,是一种唯心史观。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互助论是矛盾的思想体系,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色彩。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互助论不符合自有阶级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不同观点则认为孙中山以互助论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有积极意义,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上也有现实意义。还有论者认为,人类的发展进程表明,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在更多时间里,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调和,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孙中山的互助论具有真理性和实践意义。
    (4)对“民生”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所谓的“民生”,不是指经济和政治,也不是指物质,而是指人类求生存的要求和欲望,是一种社会意识。他所说的“民生决定论”,就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论。不同观点则认为: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要是指物质生活,他所说的“求生存”,就是寻求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为了根本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5.社会文明观
    社会文明观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所提出的两个文明“相待”论和心性文明建设方面。
    关于孙中山两个文明“相待”论的具体内涵,论者一般认为包括如下内容:一是一个国家的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的,两者基本上同步;二是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待”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三是心性文明程度受物质文明状况制约,心性文明对物质文明也有反作用。
    关于孙中山提出两个文明“相待”论的意义,论者指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首先明确提出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国家社会建设的两个方面,并以两个文明建设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策略思想的人。他的两个文明建设理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人民群众的智慧,构成了近代社会的一种新思潮乃至新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局限性则在于强调三民主义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忽略人民群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具有唯心主义杂质。
    关于心性文明的内涵,一般论者认为主要包括心理建设、政权建设、振兴教育、道德修养等四大方面的内容。孙中山为什么重视心性文明建设,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是为了提高全民族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觉悟,培养一代具有科学、文化、道德修养的现代人才,推动和促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设。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是从两个文明相互关系来考虑精神文明建设;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精神文明。关于孙中山所采取的心性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论者指出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导和训练;二是重点加强对政府官员和革命军人的教育,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表率;三是大力普及和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关于心性文明建设思想的局限性,论者多认为它夸大了精神的作用,良莠不分地主张恢复中华民族的“一切固有道德”,系统性不强,缺乏阶级分析。
    关于孙中山伦理道德思想的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以“八德”为基础和基本内容、以“平等”为最高目的的、提倡“社会道德”和“服务道德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一种观点认为爱国心和同情心既是孙中山道德观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基本内容,其核心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一种观点认为博爱、平等、互助等范畴,是孙中山的主要道德规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互助”是其基础,维护大众利益是其标准;爱国民主是其基本原则,“大同世界”和“天下为公”是其理想。
    关于孙中山伦理道德思想的特点,论者认为体现在:兼有中西方伦理思想的特征;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对孙中山伦理道德观的评价,论者认为不能把孙中山的道德伦理思想认作是孔孟思想的“复活”或儒学的“复兴”;也不能认作是简单地向西方寻找真理、全盘欧化,而应看作是创造了一种综合中西文化而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理论。至于其局限性,论者认为孙中山伦理道德观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本质是唯心主义,并表现出二元论的色彩。
    6.宗教观
    对孙中山宗教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的无神论思想、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等方面。
    关于孙中山无神论思想的内涵,论者认为主要包括对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的批判、对上帝造人等宗教神权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宗教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批判等方面。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孙中山无神论思想进行了评价。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他的无神论观点的思想基础,他的无神论思想又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把科学、民主、无神论三者统一起来,为民主革命服务,具有实践者无神论的新特点。也有论者认为孙中山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对于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有论者认为孙中山自受洗入教后,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虔诚持久的,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为止。有论者认为,不同时期孙中山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不同的,经历了一个由信仰到利用、再到批判和探索的发展过程。有论者认为对基督教的信奉重在精神而轻形式,他不怎么信仰神化的上帝,而崇信作为革命救世者的耶稣,他不恪守基督教义中的神学信条,而取其济世救众人的积极内容。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并非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入教只是为了把基督教当成其发动革命的工具。
    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影响方面,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高尚品格的形成与基督教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也有论者认为不可高估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影响,影响孙中山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已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炮火的浸洗,已完全具有近代的意义,其深刻的蕴底远非基督教义所能涵盖。

(三)文化思想研究

    对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文化观的总体把握、是否存在文化回归、文化观的意义等问题。
    1.文化思想的渊源及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
    在文化思想渊源方面,论者大都认为有中西文化两个方面,但以何者为主,论者有不同见解。第一种观点强调西方文化的关键影响,认为孙中山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职志,其文化思想自然以西方文化为主;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儒家文化在孙中山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孙中山文化观的主体;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分伯仲,共同铸就着孙中山的文化观,共同影响着孙中山的个性、思想和行动。
    对待西学的态度方面,论者大都认为孙中山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态度,主张为我所用。他既反对极端崇拜外国、全盘照搬西方文化,对西方社会政治的种种弊端予以批判,又反对抱残守缺,极端排外。而且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一个演变过程,由前期的“借鉴欧美”飞跃到后期的“以俄为师”。但是,即使如此,民国13年(1924)11月北上时,孙中山仍然将中国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等同,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虽来源于西方文化,但深植于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现实需要,因而与西方文化有很大区别。也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对西方文化有曲解的地方,如对自由的真正含义有所误解,以至把散漫也当作自由的一种表现。
    关于孙中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有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实用态度。他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利用,只是为了论证他的三民主义现实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而加以引申、发挥的。
    第二种观点:三民主义思想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成分。不过,孙中山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而是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政治思想内容。
    第三种观点:孙中山一般不赞成笼统地反传统。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信而不泥。
    第四种观点:由于身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封建主义思想根基深厚的社会环境中,孙中山对封建糟粕缺乏深刻批判。
    第五种观点:孙中山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时,经常想把它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混合起来,出现了不少矛盾的地方。
    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否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整个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彻底冲破了“中体西用”的模式。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孙中山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时,并没有完全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表现在:孙中山一直认为中国以精神文明胜,西方以物质文明胜。即使看到了中国在精神领域里的不足,他也没有改变中国的道德文明远胜于西方的观点。
    2.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从不支持到支持到怀疑几个阶段。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予以很高评价,另一方面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封建道统作了肯定的评价,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过火了,这与孙中山没有对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加以具体分析和区别有关。
    关于孙中山文化观与新文化派的异同,论者大都肯定新文化运动和孙中山的文化观都具有鲜明的爱国反帝内容。但在不同点方面,论者的视角则有所不同:有论者认为孙中山与新文化派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由政治而文化,后者则是由文化而政治。有论者认为更主要地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新文化派认为要使民主共和制度真正实现,就必须以新的道德规范代替旧的道德规范,孙中山则褒扬诸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固有的道德”,主张在改造的基础上继承下来。有论者认为表现在对民众的启蒙方式上,新文化派重视思想启蒙,但反对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孙中山不反对思想启蒙,但坚持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结合;新文化派主张通过反传统来启蒙,孙中山不同意这种做法,但他也不是主张通过复古来启蒙,而是将新的(西方的科学文明)同旧的(中国古代的优秀文明)相结合,启迪国民在维护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革新。还有论者认为二者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儒家思想与孔学的不同态度上,新文化派坚决主张批孔,废除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孙中山虽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极力主张废除封建的专制主义和三纲五常,但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则十分尊崇。
    3.“文化复归”问题
    有论者提出,孙中山从青少年到晚年,对传统文化有一个由离异到回归的过程,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是因为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而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是因为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为了避免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这些问题,于是提出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类似的观点认为,孙中山文化观是动态的。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到对传统文化的“寻根”的过程,是一个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辩证发展的升华。
    反对“离异回归”论者则认为,孙中山早年并没有受到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存在“离异”,更谈不上“回归”。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以西方文化为基准,转向以传统文化为主导,表面上看好像是“文化复归”,实质上是“重构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新文化”。类似观点认为,孙中山晚年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孙中山努力寻求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还有论者探讨了孙中山的文化观,认为孙中山从来没有对“文化”一词进行科学的界定,使用得比较随便。他认为的“文化”涵括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一种广义文化观。
    此外,关于孙中山文化观的基本特点,论者归纳概括为包容、实用、庞杂、创新等方面。

(四)军事思想研究

    对孙中山军事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的战争观、武装斗争思想、与会党的关系、革命根据地建设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建军思想等方面。
    1.战争观
    关于孙中山的战争观,论者认为包括孙中山对战争的起源的认识、对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认识、战争目的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认识、对战争性质的认识等方面。其要点是:反对为战争而战争的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论;战争是国家“存立”的一项手段,但又为一不得已之举,反对妄起战端;战争可以消除专横的统治者、抗击暴虐的侵略者。
    还有论者将孙中山的战争观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旧三民主义战争观的主要内容是用民族战争解决民族压迫问题,“推倒满洲政府”,“颠覆君主政体”,同时实行民生主义,“毕其功于一役”;新三民主义战争观的主要内容是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中华民族自求解放,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共同奋斗。
    2.武装斗争思想
    论者探讨了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发展里程,认为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标志着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产生;辛亥革命时期,则表现为推翻清王朝,创立民国而采取的战略战术;捍卫民国时期,则表现为用武力反对复辟派、不法武人和军阀而采取的战略战术;国民革命时期,则表现为用国民革命推倒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改造民国而采取的战略战术。
    论者分析了孙中山武装斗争一再遭到挫折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动员和组织群众,特别是没有与农民建立联盟;偏重于依赖外援,缺乏立足国内的思想;轻敌盲动;组织松散,缺乏统一指挥;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
    3.孙中山等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只是利用会党作为其冒险发动起义的工具,并没有对其进行改造,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愿意深入发动群众、妄想通过一两次冒险就取得胜利的急躁心态,是脱离群众的英雄史观的表露。相反观点则认为,孙中山及其同志对会党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起义失败,每次都有具体的原因,不能都归咎为孙中山没有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改造会党。
    关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结合的基础,有论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会党是在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没有这一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革命目标,结合就成为不可能。有论者认为: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的会党,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这一点而重视对会党的“联络”,会党因为这一点而可能较快较易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结合起来。还有论者认为,由于天地会带有市民社会的要求,在组织形式上带上近代民主主义色彩,使它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容易沟通。
    关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结合是否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形式的联合问题,有论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只不过为接触群众开辟了一条极其窄小的途径;有论者认为:会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之间,在某种场合下,可以起“中介”作用,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却起着阻隔两者联系的作用;还有论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未考虑通过会党去动员农民,他们通过会党只为了加强与军队的联系,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农民间没有出现过一种特殊形式的联合。
    4.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对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孙中山长期将发动起义的地点放在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的做法的评价上,论者大都认为,就当时条件,无论地理环境、人力,还是革命党人的基础,选择华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然而,当清宣统二年(1910)前后全国革命的中心已转移至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诸省的时候,孙中山仍然固执于广州发难,就显得缺乏政治远见。
    5.战略战术思想
    战略战术思想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是不是“单纯军事冒险”亦或是“军事冒险”。
    第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急于求胜,不愿作细致的群众工作,不愿作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他们把武装起义当作孤立的军事行动,忽视其他各战线的斗争,所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都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单纯军事冒险。
    第二种观点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带有军事冒险主义的某些痕迹,称之为军事冒险并无不妥,但是,若把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就不能简单地将其统统称为单纯军事冒险主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是否发动了工农群众来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起义是不是军事冒险是不妥当的。它在理论上混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实际上会导致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起义认识的简单化,并得出否定结论;它无法透彻而有说服力地解释,同样没有发动工农群众参加的武昌新军起义,为什么又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6.建军思想
    关于孙中山对革命武装重要性的认识,论者大都认为:孙中山是经过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后,才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并在其晚年努力地进行建设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论者认为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方针原则。如为了保证军队的质量,孙中山十分注意改变军队的成分;为了把军队变成党的工具,孙中山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军队中第一次建立了党代表及政治工作制度;他还用三民主义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强以主义建军。

(五)教育思想研究

    对孙中山教育思想研究集中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以及教育思想的定位等方面。
    关于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多数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的知行学说具有广泛的认识论的意义,为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反映在他的教育观上,就是强调“学”然后“知”,主张“力学”,强调实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重视人才教育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
    论者认为:孙中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视是一贯的,其教育思想萌发于革命之中,并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发展。在少年时期对封建教育产生怀疑;至檀岛,入西校,中西对比,产生“改良”之愿;走上革命道路后便把教育作为革命的一种武器;至国民党改组时,开始对封建文化思想进行批判,并提出普及国民教育问题。
    关于孙中山重视教育目的,论者指出是为了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关于其教育思想的内容,论者概括为四个方面: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宗旨;以思想品德教育为手段;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注重三民主义教育。关于其教育方法,有论者概括为三点:端正学习态度;在实践中寻求真知;有选择地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化。
    关于孙中山教育思想的核心,论者从教育的对象、手段、目的等角度进行分析。有论者认为“人尽其才”是孙中山举办教育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另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革命为前提,把教育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紧要环节;还有论者认为育人、富民、强国,是孙中山关于发展教育思想的核心。
    对于孙中山的教育思想,论者一般都予以高度评价,如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提出的教育思想,是在总结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认识论上,做出了新的概括,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一次飞跃。当然,论者也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如孙中山不是职业教育家,对教育内在规律缺乏专门探究。因而,在强调道德重要性的同时,存在着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现象;在介绍和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时,缺乏阶级分析,更没有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政策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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