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生平事业研究
【来源出处】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成文日期】2004-10-03 【点击率】

(一)家世和早期活动

    对孙中山早期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孙中山的家世;二是兴中会成立前孙中山的思想属性。
    关于孙中山的家世源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孙中山的先世是从东莞迁到香山,一种说法认为是从紫金迁到香山。其中“东莞说”得到大多数研究者及其家族的认同。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书李鸿章”是孙中山早期的重要政治举动,论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是在探讨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属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透过上书的内容,可以看到当时在孙中山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改良思想。但在能不能称孙中山为改良主义者的问题上,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又有不同意见。与改良思想主导论相反的意见是认为革命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为了试探清廷的虚实。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是通过上书来劝李鸿章反清革命。至于上书失败对孙中山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彻底断绝了通过促使清廷主动变革、实现国家富强的幻想。从此,他毅然踏上反清革命之路。一种意见认为直到惠州起义前,孙中山仍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

(二)兴中会时期

    对孙中山这一时期革命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兴中会的性质、檀香山兴中会的秘密誓词、兴中会与辅仁文社的关系、孙中山在兴中会的领导地位等问题。
    1.兴中会的成立
    (1)成立时间。
    一说根据《檀山华侨》刊载的一份由兴中会成员何宽提供的兴中会收缴会费的花名册上的时间,断定该会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二十七日;一说则认为花名册上的时间只能说明这一天是会员最早交费的日期,并不等于就是立会日期,兴中会的成立应略早于十月二十七日,而有论者干脆笼统地称之为十月间。
    (2)章程。
    关于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论者肯定其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严厉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并认为该章程所规定的一些管理方法和组织原则,由是表明兴中会已与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有很大的不同。
    香港兴中会章程,基本认为是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与前者的区别在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抨击。
    (3)秘密誓词。
    檀香山兴中会的秘密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最早载于民国18年(1929)出版的《檀山华侨》中邓想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因为其关系到兴中会的性质、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引起较多的争论。有论者从孙中山当时的思想认识状况及到檀香山所要负的任务论证,认为孙提出该誓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否定者则认为,从当时孙中山的思想意境、参与兴中会成立的人员的认识水平考察,檀香山兴中会很难提出这么一个鲜明的反清民主革命纲领。而在孙中山的著述谈话以及其他兴中会成立时期的当事人的回忆中均未提及宣誓和誓词的事,邓想并非兴中会首创时的入会者,事隔30多年,回忆时难免有误。也有论者认为该誓词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时才出现。
    关于“合众政府”的含义,论者一般认为是指美国式的合众政府,即联邦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形式。
    对于誓词的评价,论者多认为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也有论者认为,兴中会的誓词只不过是把会党“反清复明”的老口号改造成为资产阶级语言而已。
    (4)阶级基础。
    关于阶级基础,一种观点认为是华侨资产阶级;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华侨资产阶级中下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华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在与华侨的关系上,一种观点认为,兴中会的主体是华侨,华侨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希望祖国能建成一个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他们积极投身于孙中山发起的革命组织中来。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当时华侨之所以参加兴中会,主导思想是反帝爱国和革新中国政治,而在政体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明确的抉择,《兴中会章程》恰好反映了这一政治思想状况。由于参加兴中会的会员大多不是坚定的革命者,所以使得兴中会不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战斗核心。
    (5)与辅仁文社的关系。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孙中山在香港联合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成立兴中会总部。关于辅仁文社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先进政治团体。不同观点则认为辅仁文社只是一个进步的爱国组织,没有明确的反清革命宗旨。
    关于孙中山与杨衢云在兴中会的地位问题,论者大多认为:从起义的领导和组织看,孙中山从统筹大局到组织起义队伍、设立起义机关、筹集军饷等,都起了关键作用。孙中山作为兴中会的创始人和革命纲领的提出者,理所当然是兴中会的灵魂和领袖。不同观点则认为:孙、杨两派的关系主要是合作关系,杨在兴中会中与孙中山具有同样的领袖地位,而且在名义上比孙中山还高。广州起义是两派合作的结果,在起义中两派起了对等作用。两派最终未能融洽地合作,双方都负有责任。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谁领导谁和如何领导的问题,纯属派系之争。还有论者强调,杨衢云是中国人中最早坚定地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思想家,他的共和国思想对孙中山有不少影响,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思想最早受到杨主张的启发。
    (6)性质和历史地位。
    论者大都承认兴中会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团体,是一个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组织。该会的创立,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正式登上近代政治舞台,开始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责任。还有学者指出不应忽视兴中会在整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领先地位。也有学者认为不应过高估计兴中会的意义,在19世纪末,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流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兴中会的成立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广州起义还不具备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
    2.兴中会发动的起义
    (1)广州起义。
    对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一种观点是承认其具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次起义没有民主革命的号召,也没有民主建政的蓝图,严格说,只是属于旧式的反满起义。关于起义失败原因,论者多指出其缺乏群众基础,没有周密计划,单纯的军事冒险最终只能导致迅速失败。还有论者指出,兴中会采取金钱收买的方式来联络会党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并未对其进行革命思想的灌输,这样的力量是根本靠不住的。
    (2)伦敦蒙难。
    论者一般认为该事件扩大了孙中山的知名度。从此以后,他就以受人瞩目的中国革命家的身份出现在民众面前,使其革命宣传更具影响力。存有争议的问题是:孙中山是被清廷驻英公使馆翻译邓廷铿诱骗进公使馆的,还是他自己主动到访公使馆的。
    (3)自立军起义。
    论者多认为是维新派与革命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联合行动,是孙中山当时反清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有论者指出,自立军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以及主张保皇的唐才常手中,孙中山等革命派只不过通过个别人物的联系,对自立军提供了一些物质支持,谈不上与维新派进行了有计划的联合行动。
    (4)惠州起义。
    对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孙中山希望通过刘学询劝李鸿章谋求两广独立之事,论者大都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反清策略。他对李鸿章能否背叛清朝并无多大信心,所以在对李鸿章作劝说工作的同时,也在秘密筹划惠州起义,并积极加强与康、梁等维新派的联系,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发动勤王起义。也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表示拥戴李鸿章做皇帝或总统,以及与以“勤王”为宗旨的维新派联合,表明其此时还未最终确立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
    关于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论者除了指出缺乏群众基础、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外,还指出与孙中山本人对日本朝野的过度信赖有关。
    3.兴中会组织涣散的原因
    对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兴中会形同解体的原因,有论者从孙中山对革命团体职能和作用的认识方面分析,认为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兴中会只是一个反清武装起义的工具,一旦起义结束,其功效便不复存在了。还有论者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入手分析,认为当时的华侨大都受忠君爱国观念束缚,对革命多抱畏惧心理,不可能有很多人加入以反清为宗旨的兴中会。

(三)同盟会时期

    有关同盟会时期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同盟会的成立、同盟会的性质、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同盟会与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等问题。
    1.同盟会的成立
    关于同盟会成立的背景,论者除从国内外大势发展的角度分析外,着重强调两点:(1)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在组织上、思想上和干部上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2)众多革命团体的不断涌现,为革命势力的联合提供了人员基础。
    关于同盟会成立的时间,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日。但也有论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同盟会的成立有一个过程,其源头可以溯自光绪三十一年春孙中山等在比利时创办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还有论者探析“同盟会”会名的源流,指出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夏之间,同盟会已成为爱国救亡志士们所熟知并习用的名称。两年后,孙中山在旅欧中国留学生中间组织革命团体,并未冠以兴中会或其他名称,显然正在考虑代以当时革命志士更易于接受且有助于各团体之间互相联合的新名称。
    关于同盟会成立于东京的原因,论者认为一方面是东京留学生的革命化倾向得到加强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孙中山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争取留学生支持、参与的结果。
    关于孙中山何以能够成为同盟会的领袖,论者认为:一是在于他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二是由于他投身革命较之其他革命党人要早,在民众中树立了革命“先行者”的光辉形象;再者由于孙中山对于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迫切性的认识,远较其他革命团体的人认识得更深刻。
    关于同盟会的组成形式,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这三个革命团体和其他反清革命力量联合而成。但也有论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从同盟会的筹备过程、组织形式、人员构成、与光复会的关系等方面作了分析,认为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并非是三个革命团体的组织联合。
    2.同盟会的性质
    一种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党,但组织上非常松懈,并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斗堡垒;一种观点认为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同盟;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内部并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这样三种力量的政治分野,只是在革命态度上有左、中、右三派之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会是各种反清政治势力的松散联盟,其成员并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关于同盟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论者一般认为同盟会主要体现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但也有论者指出,大量商会档案表明,商会更多地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商会在政治上又多倾向于立宪派,因此,立宪派比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派更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3.同盟会的活动
    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宣传革命思想;一是发动武装起义。对同盟会革命宣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康、梁保皇派的论战上。关于论战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论争,一种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两翼间的论争。虽有是非曲直、正确谬误问题,但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关于论战的效果,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派取得了论战的彻底胜利,革命思潮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一种观点则认为,两派的观点各有短长,很难说哪派战胜了哪派,但通过论战,无疑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连续在西南边境发起数次武装起义。论者大多肯定这些起义体现了孙中山坚忍不拔、再接再厉的革命战斗精神,打击了清朝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加速了革命高潮的来临,但对这种边境起义的做法有不同评价。持肯定态度者认为,西南边境有运械便利、华侨支持及会党实力可恃有利条件,革命形势比其他地区优越,因此选择西南地区为突破口,比较切实可行。持否定意见者则认为,孙中山坚持西南边境起义的策略思想,基本上是沿袭历代农民战争的老路,缺乏公开向群众呼吁、依靠广大群众的直接行动以推翻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特色,也不能适应华南以外各省区革命党人的革命激情和革命主动精神。所以,在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相继呼应的形势下,活动范围局限于海外和中国南疆地区的孙中山很难有效地控制全国革命的领导权。
    4.同盟会内部的分裂
    在谈及孙中山与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地位时,有论者认为同盟会主要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他们两人构成了同盟会不健全的领导机构中的小小核心。有论者则更强调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与作用,认为黄兴虽然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乃至孙中山的第一副手,但黄兴作为领袖所应具备的条件,决不如孙中山,不能把黄兴与孙中山相提并论。
    对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发生在孙中山与黄兴间的“国旗式样”之争,一种观点认为,争执反映出黄兴等原华兴会领导人反对孙中山以兴中会来融合其他入会的革命团体的做法。一种观点认为,该争执是同盟会内部派系之见的第一次公开曝光,孙中山明显地暴露出我行我素、固执己见的性格缺点,争端的主要责任应由孙中山承担。
    关于孙中山与章炳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最早发起对康、梁保皇派的批判;一是以章炳麟为首的光复会对同盟会的内部分裂。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章炳麟在《国民报》第4期发表《正仇满论》一文,标志着革命派与保皇派正面论战的开始;光绪二十九年春,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革命派批判保皇派的第一篇思想性和战斗性都比较强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种观点则认为:从光绪二十八年章炳麟给友人谈及孙中山、梁启超二人结交的信中可以看出,最早认清改良派的反动嘴脸,并立即和他们展开斗争的是孙中山;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虽轰动一时,但他对改良派的危害性,革命和改良“势不两立”的严重情况,缺少评论;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批驳保皇派的文章,则达到了同时期革命家所未能达到的水平。折中观点则把章炳麟、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九年分别发表的批驳保皇派的文章并列为两派论战的开始。
    关于光复会重建的原因,论者在强调光复会的组织性质与同盟会不同、其领导人具有浓厚的狭隘宗派思想等因素外,亦从孙中山方面分析,指出孙中山作为同盟会最高领导人,却并不重视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没有制订严格的组织纪律,为内部分裂留下了制度上的缺口;而孙中山在处理章炳麟、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事件上,以感情代替理智,甚至说不再承认同盟会的话,做出抛开同盟会、另建中华革命党的事,有自立山头的表现,不可能要求别人不闹分裂。
    对于光复会重建一事的评价,有论者认为是对同盟会的分裂行为,削弱了同盟会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力。相反观点则认为,在孙中山专心经营华南、同盟会本部涣散无力的情况下,各省区革命志士自立山头,以推进本省区的革命运动,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应该说是积极进取的表现。
    同盟会成立不久,内部就发生了两次“倒孙风潮”,造成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极大地削弱了同盟会的战斗力。论者在对挑起风潮的章炳麟、陶成章等予以道义谴责的同时,也对风潮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析。关于第一次风潮的肇因,论者主要指出这样几个因素:孙中山离日时接受日本秘密赠款而未知会同盟会其他领导人,引起猜疑;同盟会领导人来自几个不同的地方性革命组织,他们原来有各自的活动区域,有各自的社会联系,有各自的乡土观念,彼此之间很难融洽无间;孙中山不善于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内部的意见分歧,独断和偏执,不利于同志间感情的调和;加入同盟会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北一辉次郎、和田三郎挑拨离间,力图推翻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关于第二次风潮的发生原因,论者指出除了陶成章到南洋为光复会募集活动经费不果、迁怒于孙中山外,还与风潮双方都采取了“莫须有”的政治上置对方于死地的极端做法有关。
    5.关于中部同盟会
    论者对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多予肯定,但对其与同盟会总部的不和谐关系的评价却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宋教仁、谭人凤等发起组织中部同盟会,既没有在组织上征得本部同意,又擅自修改同盟会的既定章程,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分裂行为。一种观点认为,在同盟会总部涣散无力的情况下,中部同盟会的成立,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宋教仁、谭人凤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的开创精神。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同盟会内部实际上是山头林立,中部同盟会的建立有和同盟会总章不符的地方,但不能指为分裂,只是又建立了一个“山头”。

(四)辛亥革命时期

    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与武昌起义的关系、武昌起义后在各国奔波的成效、与宋教仁在政体形式上的争议、《临时约法》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让位袁世凯、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态度、民初的铁路计划、在解决“宋案”手段上的争议、“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
    1.孙中山与武昌起义的关系
    在评价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时,论者一般都强调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功劳。这里所指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在时间指向上颇为模糊的概念,它不仅仅指发生在清宣统三年(1911)的以武昌起义为发端的一系列起义,更多地是指在一个长时段内(即从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到中华民国的正式成立)所发生的一系列武装斗争和革命宣传活动。从这样一个时段来评述孙中山对革命的领导作用,自然没有多少争议,引起争议的地方在于孙中山和武昌起义的具体关系。一种观点强调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时的独立作用,认为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整个革命高潮的迅速来临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完全是武昌举义局外旁观者,谈不上有领导关系。相反意见则从起义者仍把孙中山当作革命领袖,用他名义来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孙中山通过对同盟会的领导,以及孙中山的思想、同盟会的纲领、方略对武昌起义的指导作用等方面,来论证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关于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他们仍尊奉同盟会的宗旨,仍以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方略,指引着湖北革命党去进行斗争,可以说,没有同盟会就没有武昌起义。不同观点则认为:共进会的成立无论在组织上、行动上,都表现了分裂同盟会的迹象。至于文学社,虽然在名义上尊奉孙中山为领袖,虽然也宣传过同盟会的主张,但在组织上与孙中山并没有多少联系,更谈不上受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领导。还有论者指出:就算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由于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孙中山本人早已对其失去信心,不再视其为革命的核心力量,因而不能由此论证出孙中山通过同盟会领导了武昌起义的结论。还有论者认为起义者打出孙中山的旗号,并不是承认孙中山对他们有领导权,而只是想借用孙中山的威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群众的支持。
    对于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美欧大陆活动、力谋列强支持中国革命的做法,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阻止了列强对清廷贷款计划的实施。相反观点则认为,这只是孙中山日后的托词而已,当时的美、英、法政府根本没有与孙中山进行官方接触,他们没有答应清政府的借款要求,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中国局势的变化,与孙中山毫无关系。
    2.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
    孙中山回到上海前夕,有几家报刊报道其带回巨额金钱和数艘军舰,对于此事,有论者认为是报章的猜测,反映出时人对孙中山回国寄予极大希望的一种心理。也有论者认为这是孙中山周围的同志故意放出的风声,目的是壮大孙中山在民众中的声势,为孙中山顺利当选民国大总统创造条件。
    关于孙中山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论者一般都认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崇高的威望,是公认的革命领袖。
    关于孙中山与宋教仁在政体形式问题上的争论,有论者认为宋教仁始终坚持责任内阁制,固然是由于他对孙中山有意见,但主要目的在于与黎元洪、袁世凯争权,挽回革命派失去的权力,有论者则认为,宋教仁是同盟会内部的稳健派,宋、孙之争是同盟会内稳健派与激进派之争。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政府;一种观点认为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容纳了不少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但它并不是一个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混合体,而是一个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占优势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
    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历史地位和影响,论者大都评价颇高,认为约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民主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在中国宪法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还有论者认为:《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革命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一部民主的宪法,是当时亚洲各国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它不仅显示了孙中山所要创立的共和国的性质,而且成为革命民主派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一面旗帜。关于《临时约法》的局限,有论者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缺少任何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还有论者则强调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认为在中国尚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封建是主要任务,对于《临时约法》,只要指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就不难理解它所存在的局限,不必在具体内容上作过分的苛求。
    财政是一个政权的命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极度匮乏,由此带来一系列恶果。关于造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有论者指出: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如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有论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清政府原有的税收系统已全部崩溃,而新的税收系统又未迅速建立。各地军政府截留税款,帝国主义扣压关税,连数额很小的官业收入和杂税,临时政府也难以得到。因此,其正常的财政收入来源绝大部分已形枯竭,加之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使临时政府发行公债和军用钞票及借款等措施均未收到明显成效。由于以上原因,南京临时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摆脱财政危机。还有论者阐明,财政困难一开始就是革命党人面临的难题,只不过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为突出。其原因在于,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企业小,资金微薄,且随时有破产的可能,根本拿不出多少钱用于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在国内筹款很困难,只得仰赖于对外募捐和借款,而这种收入是不固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支出款项较诸革命初期成倍增加,财政困难随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财政困难使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严重影响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威胁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生存。有论者指出,临时政府的收入有61.3%来自外债,“这样一个列强的债务人,其对外政策又安得不软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均对袁世凯存有戒心,但之所以同意与其达成和议,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财政的极度匮乏。
    有论者强调,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和整个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费拮据在辛亥革命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件上都打上深深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使革命党人在同敌人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和力量去为经费奔波,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无法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补救措施,因而也就始终没能根本扭转财政上的劣势。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政治、外交、军事上的软弱,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反动势力的淫威面前败下阵来。
    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谋通过租借满洲给日本、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抵押轮船招商局等方式取得日本借款的做法,有论者强调孙中山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以这些密谋大多未能落实为之开脱。更多论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只能是“与虎谋皮”,只会导致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进一步的损害,而且南京临时政府的形象因之大受影响,资产阶级愈加疏离孙中山等革命派。
    3.让位于袁世凯
    关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论者各执己见,既有客观因素,也有孙中山主观因素,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原先并不赞同南北议和,虽然在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表示不反对议和,但始终激励各地民军积极筹备北伐。后来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占了上风,孙中山不得不有所后退,同意与袁世凯妥协。
    一种观点认为,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虚位待袁”已成定局,孙中山最终让位于袁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一种观点强调了革命力量过于弱小的客观现实,认为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
    一种观点强调了主观方面的原因,认为孙中山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议和与妥协,他认为,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孙中山让位的根本原因在于“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企求“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类似的观点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临时政府,而瞩意袁世凯;财政上也十分困难,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强大,是迫使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孙中山“不战而胜”的策略思想,从而使他以自愿让位、交出领导权为代价,以争取袁反戈一击,迫使清帝退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让位是“时代的选择”和“阶级的选择”。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融合”,两派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的畛域”,而江浙集团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袁世凯“收拾局面”的支持力量;与袁世凯“锐意革新”、为社会所推重的“一代强人”的形象相反,孙中山因民生主义思想的“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普遍感到“难以忍受”;资产阶级为了尽快统一全国,稳定社会秩序和免遭亡国,必须寻求与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以至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遂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正是在上述因素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而出现孙、袁嬗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的选择”。
    如何看待孙中山的让位上,有学者认为让位之举表现了孙中山不争个人名位,但求有益于创立民国的高风亮节。不同观点则认为,孙中山不懂得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决定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贸然让位于袁世凯,导致辛亥革命半途而废。对于这样一种不争个人权位的举动,不宜盲目颂扬。有论者认为,让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妥协性的突出表现,对孙中山,不仅不能表明他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相反,倒表明孙中山当时缺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彻底性。
    对让位的利弊与影响,看法也很不一致。有论者认为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有论者认为,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还十分弱小,无法单独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通过议和,以让位为条件,促使袁世凯胁迫清廷退位,达到了“推翻帝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有论者认为功过参半,既分化了敌人,又断送了革命成果;既加速清朝的崩溃,实现了南北统一,又促使民国变质;既赶走了封建皇帝,又为袁世凯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有论者则予以全盘肯定,认为让位之举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最后完成,它促使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从而顺利地达到推翻帝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孙中山解职后,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振兴中国实业,并发起中国铁路总公司,筹划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对于孙中山的此番举动,研究者的看法有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孙中山对政治抱消极悲观心理的反映;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孙中山用心良苦,但他放弃了革命手段和政治斗争,幻想同袁世凯合作,以实业建设来救国,颠倒了政治革命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清政府已被推翻,共和制已确立,袁世凯反动面目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的情况下,孙中山当时产生和平建设民国的想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能一概目之为“空想”而否认其进步意义。
    有论者考察了民国2年(1913)2~3月间孙中山在访日期间的言行,认为孙中山在日本的言行充满着愿望与现实的矛盾。还有论者指出,作为实业调查,谋订中日盟约,感谢日本友人对其革命活动的支持,孙中山访日的目的基本达到了,而日本各方的盛情接待,更使孙中山对日中联合、共同抗击西方列强产生了强烈的幻想。虽然孙中山在其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对日本军国主义有所抨击,但由这次访日成功所燃起的种种对日期望,却是直至其生命终结都未泯灭。
    4.同盟会改组及国民党成立
    民国元年(1912)8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关于孙中山对于新成立的国民党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积极支持改组,他是同盟会改组的发起人,同盟会改组的决策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赞成改组,但对党务不甚热心。关于不热心的原因,论者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如有的认为孙中山被迫退位后,愤于党员不听自己指挥,因而一度对政治心灰意冷;同时,他既然已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就不便再站到党争的前列,以免在国人面前留下贪恋权位、觊觎神器的印象。有的认为:临时大总统任上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使孙中山感觉到自己在政治上难有更大作为,于是选择投身实业建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民国的建立,孙中山认为民权、民族两主义已实现,实现民生主义便成为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积极投身铁路建设。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不赞成改组,但又不得不同意改组。
    对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的改组适应了革命后的形势变化,是当时政治态势发展和客观环境刺激的必然产物。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仍坚持民主革命立场,与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其历史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批的官僚、军阀、政客,由一个革命党蜕变为一个各种政治势力混合的大杂烩,丧失了与袁世凯等封建势力斗争的战斗力,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有妥协,同时又有进取和斗争精神。
    关于民初国民党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一种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
    5.孙中山与“二次革命”
    关于孙中山与“二次革命”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尤其是黄兴在解决“宋案”的方式上的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提出“武力讨袁”的主张,但并不为大多数党员所接受。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刚开始也没有和黄兴发生激烈争论。还有论者指出,孙、黄对袁世凯的对策上各有长短:孙中山能够率先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主张武力解决,其洞察力高于黄兴等人,但他对反袁盲目乐观,主张联日反袁也是错误的;黄兴主张法律解决是一种弱者的幻想,但他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认识和反对联日则是正确的。
    关于“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有论者认为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不能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坚强支持。有论者认为由于国民党思想和组织的涣散。有论者认为民国初建,饱经战乱之苦的民众人心思安,不愿见到国内重起战火,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孙中山不能提出更有力的革命目标,自然难以唤起民众的支持。还有论者认为是军事的冒险主义导致了革命的迅速失败。
    对于“二次革命”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其实质是革命与反革命、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的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一种观点认为只不过是少数国民党人的单纯军事行动,不是群众性的革命,与辛亥革命不能相提并论。
    6.辛亥革命性质
    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中国内地、台湾省与海外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内地学者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部分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绅士革命”。而台湾省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们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这类论述做根据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主要理由: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比例很小,辛亥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可以说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其中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

(五)反袁护国时期

    1.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1)成立缘由。
    论者多认为是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教训的结果。惨痛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组织严密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入党必须宣誓坚决服从自己的命令。
    (2)评价。
    对中华革命党的肯定意见集中在:首先,它坚持了一条较国民党进步的革命纲领;其次,中华革命党坚持了一条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再次,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力图实现集中领导,加强党的统一。
    有论者认为中华革命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忽视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轻视群众,脱离群众,没有提出符合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迫切愿望的口号,因而不可能广泛地强有力地吸引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加入“二次革命”;在组织原则上,错误地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要求党员绝对服从自己,并采用按指模、宣誓效忠等封建会党的方式,排斥了与其有分歧的老同志,使该党呈现出明显的宗派性。还有论者甚至指出,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是名不正、言不顺。
    对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的党纲里只提以民权、民生两大主义为宗旨,而放弃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这一问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前期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反满主张,并未包含反帝内容,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已达致,无须再着力提倡,放弃了民族主义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即反对帝国主义。也有论者指出,从当时的革命形势看,尚不具备将有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明确纳入党的纲领的主客观条件。还有论者指出,中华革命党纲领的致命弱点是严重缺乏政治民主,其表现形式有三点:一是党魁独裁;二是功臣思想;三是具有秘密社会的落后组织形式。这三者都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历史背景的浓厚色彩。
    论者分析了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采用错误的组织原则的原因:孙中山对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研究,产生了扭曲的理解,导致他把某些传统封建思想,当作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精华加以继承,以至模糊了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界限;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民主主义思想理解不透彻,把民主仅当作革命的手段,而非革命的目的。
    (3)中华革命党与同盟会、民初国民党的关系。
    论者认为中华革命党的建立,是对民初国民党的否定,同时,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的新设想,也是对民初多党制模式的否定,对以后的中国国民党有深远影响。
    论者对中华革命党、同盟会进行比较,认为无论在革命宗旨、方针、路线、政策以及民主性方面,前者较后者都有所倒退。
    (4)中华革命党的性质。
    一种观点认为是宗派、地域性的秘密小团体,未能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起较大影响。一种观点认为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粗具全国规模的革命政党。在中华革命党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并起着主导作用,他所颁布的革命纲领和所从事的革命实践,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封建主义的独裁专制,因此,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愿和利益,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2.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
    论者首先肯定了中华革命党在反袁护国运动中的先导作用,认为中华革命党最先发起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促成各派反袁势力的联合,是护国运动中最鲜明的旗帜,是左右战争成败的重要力量,它不但以广泛的革命宣传为护国战争制造了革命舆论,而且坚持不懈发动武装斗争。没有中华革命党高举捍卫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旗帜,以及在各省发动广泛的反袁斗争,护国战争首先在云南爆发是困难的,即使爆发,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其次指出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活动只是护国运动的一部分,由于本身军事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支集中的有威慑的力量,它不能像云南护国军一样显得有声有色,没能在护国战争中占据主要地位。
    论者分析了中华革命党没有掌握护国战争的领导权、沦为配角的原因:最根本的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给其政治上的代表孙中山以有力支持。中华革命党自身的原因:没有提出鲜明的具有号召力的战斗口号;革命派内部,由于孙中山错误的政党组织路线,导致了同志之间的分裂,革命党外部,未能与各种反袁势力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没有组建强大的革命军队。
    3.《中日盟约》的真伪问题
    持肯定意见者从盟约的内容、形成背景、孙中山对日本的一贯依赖思想和做法、孙中山对“二十一条”的态度、当事人山田纯三郎的回忆、日本外交文书档案中所藏孙中山致小池张造的密函等方面入手分析,认为孙中山为了谋求日本政府对其反袁行动的支持,确实签署了这份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密约。持否定意见者则认为,盟约和密函上孙中山签名的写法不像其惯常的签名,盖在上面的印章也与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枚孙中山常用的印章不一样,都是假冒的,这3个文件是日本人伪造的,目的是为了陷害孙中山,要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对这种否定论,有论者提出质疑,认为台北故宫现存的6枚印章没有在《中日盟约》和密函上使用,并不能排除孙中山没有别的印章,他可能因为这件事的特殊性,特别用了另外1枚印章,而人的签名更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有所差异,要求孙中山每次签名都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还有论者认为争论的关键不在于孙中山有没有亲自草拟这些文件,而是孙中山认不认同这些文件,仅凭错字、笔迹、印章、签名,只能说明孙中山可能没有亲自操持这件事情,不能说孙中山没有认同文件的内容。还有论者提出,在没有确凿证据前,应对《中日盟约》、致小池密函是否存在持“存疑待考”的态度。
    对于该事件的评价,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把革命的利益、争取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而任何妥协或政治交易都不过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手段,即使他签订了《中日盟约》,也与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不仅因为两者的出发点与目的各异,而且还由于前者包含有若干有利于革命的条款而使得两者的内容不尽相同。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之所以有别于卖国贼和革命叛徒,就在于没有背弃革命原则,而从根本上说,革命利益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是一致的,因为革命的终极目的正是为了缔造国家美好的未来。有论者强调了当时孙中山所处的恶劣环境,认为革命不是完美无缺的,即使孙中山真的与日本人签订了《中日盟约》,那也只是孙中山为挽救革命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爱国、卖国的单纯衡量标准在这里已不适用。还有论者认为盟约毕竟还是民间的、纸上的东西,又是一时的且极为机密的东西,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上的危害或负面的影响,所以不应把对它的批评扩大化。与上面三种意见相反的观点是:签订盟约虽然是一种策略,但由于盟约内容对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全面而严重地损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或错误。即使是出于革命斗争的考虑,这种策略的严重不当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论者分析孙中山对日妥协的原因,认为除了存在妥协紧迫性的因素外,与他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模糊认识有密切关系,在其心目中,一直将其死敌满清统治者的发祥地东北地区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另外,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4.孙中山、黄兴的分合问题
    有论者认为孙、黄的分歧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破产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彷徨歧路、无所适从状态的反映。孙、黄的分歧就是如何总结失败教训,如何维护共和国方案的分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
    有论者分析两人分手的原因:所谓“理想家”与“实行家”的消极舆论;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实行政党政治的分歧;所谓“武力讨袁”与“法律解决”的公开分歧,孙中山将“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罪于黄兴,引起黄兴极大不满;陈其美扬孙抑黄,中伤二者关系;孙中山要求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自己,并在誓约上印指模,黄兴认为这种做法与革命党人追求的平等、自由目标格格不入,是对革命同志的侮辱,坚决反对,不愿加入。
    对于黄兴不加入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事研究会”的举动,有论者指为对革命的分裂行为。不同意见者则认为黄兴没有分裂行为,黄兴之所以不加入中华革命党,是他觉得孙中山制定的纲领和入党手续与自己的政见不合,而且黄兴也没有在党外组党的意念与行动。到了反袁高潮时期,孙、黄重新合作,就表明他们之间目标是一致的,分歧是暂时的。

(六)护法运动时期

    1.护法运动的上下限和分期
    (1)护法运动的上限。
    有论者以民国5年(1916)6月发生的新旧《约法》之争作为护法运动的序幕;有论者以民国6年7月6日孙中山由上海乘军舰南下广东筹建护法根据地作为护法运动的序幕;有论者以民国6年7月17日孙中山从上海乘军舰到广州揭起“护法”旗帜作为护法运动的序幕;有论者以民国6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作为护法运动的序幕;有论者以民国6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接受大元帅印作为护法运动的序幕;有论者以民国6年9月10日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军政府成立作为护法运动的序幕。
    (2)护法运动的下限。
    有论者以民国7年(1918)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为护法运动完全失败的下限;有论者以民国7年10月南方的军政府改组,孙中山去职和北方的冯国璋、段祺瑞去职以及徐世昌继任大总统,为护法运动结束的标志;有的论者认为下限应定于民国9年下半年,在这段时间里,不但军政府瓦解,所谓西南护法的各省,都完全分崩离析,再不能有统一的形式,“联省自治”的运动代护法运动而兴;有论者认为应以民国11年6月陈炯明叛变、吴佩孚“恢复法统”为护法运动结束的重要标志;有论者认为以民国11年8月9日,孙中山在反击陈炯明叛军失败后,离广州赴上海为下限;有论者认为应把驱逐陈炯明也放在整个护法运动过程中,下限定于民国12年;有论者认为下限定于民国12年年底,迄至这年年底,尚无资料证明他正式使用过“国民革命”的提法,他继续以护法为标帜。
    (3)护法运动的分期。
    第一种观点认为,护法运动只有一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护法运动的起讫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论者说始于民国5年(1916)6月,终于民国9年下半年;有论者说始于民国6年7月中旬,终于民国7年5月21日;有论者说始于民国6年9月,终于民国7年10月。
    第二种观点认为,护法运动有二次,或分为两个阶段,或分为两个时期。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对二次护法运动的起讫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第一期护法运动始于民国6年(1917)7月,终于民国7年6月;第二期护法运动始于民国9年11月,终于民国11年8月。有的说第一次护法运动始于民国6年8月,终于民国7年5月;第二次护法运动始于民国9年10月,终于民国11年6月。有的说第一次护法运动始于民国6年9月1日,终于民国7年5月21日;第二次护法运动始于民国9年11月,终于民国11年8月9日。
    第三种观点认为,护法运动有三次,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民国6(1917)7月,终于民国8年8月、9月间;第二阶段始于民国8年10月,终于民国11年8月;第三阶段始于民国11年8月中旬,终于民国12年年底。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比较详细论述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与旧国民党各派势力,联合桂滇军阀等西南地方实力派,共同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此时护法战争的基本态势是“南北之争”。云谲波诡的政局变幻,掩盖不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军阀政客根本对立的政治分野。第二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西南团结护法”的局面实际上已经破裂,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坚持单独领导进行护法运动,并且在各方面都取得杰出成就,护法运动进入鼎盛阶段。“二次护法”的成就,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登上未来新的民主革命征程奠定宽厚的基石,它的中途夭折,成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护法基石上另寻革命新路的转折点。第三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护法”与“革命”的长久困惑与最终取舍。
    2.护法运动失败的原因
    由于史学界对护法运动的分期存在分歧意见,因而有些学者只论及民国5年(1916)或民国6~7年,有些学者则论及二次护法运动。
    论者一般认为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其二,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其三,西南军阀的破坏;其四,军事上难有所作为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其五,护法口号取义狭窄、软弱无力,未能唤起民众;其六,帝国主义干扰破坏。
    也有论者认为,西南军阀对于临时约法和国会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只不过是以“护法”为名,来增加“自主”的声势,便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地盘。至于那些议员们,大都是为北京政府所排斥的官僚政客,他们南下只是为了寻找升官发财的捷径。只有孙中山等少数人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来组织护法军政府,但缺乏进一步的政治主张。临时约法和国会早被军阀践踏得不成样,即使恢复,也不过是军阀们粉饰门面的工具。孙中山希望借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护法,这显然仍是“与虎谋皮”的幻想。全国人民所需要的是推翻所有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不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因而,护法运动是缺乏群众基础的。
    还有论者认为,二次护法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其实力不足,而是因护法运动本身,旨在维护约法与恢复国会,未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没有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纲领,因此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孙中山当时无权无勇,只能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联合此一军阀去反对彼一军阀,其结果自然也不会如愿以偿。孙中山与南北军阀斗争,实际上也是与站在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护法失败,与其说是败于南北军阀之夹击,倒不如说是败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与破坏。
    3.对护法运动的评价
    (1)护法运动的性质。
    论者大都认为护法运动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所谓“护法战争”,实质上是南北军阀混战和北洋派军阀内部分裂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真正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法律——《临时约法》的战争。
    (2)护法运动的历史作用。
    有论者认为,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主张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是辛亥革命以来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尾声。它在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这一点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论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缺乏法治观念和民主传统,谁有权力地位,谁就可以枉法、乱法,践踏民意。孙中山大声呼吁民主和法治,在广大人民中唤起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人民不是奴隶而是国家主人翁的观念逐渐普及,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进步意义。孙中山推倒了陆荣廷和陈炯明,为以后革命统一战线在广东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基地,这也是他在护法运动中的又一个巨大贡献。有论者认为,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及其影响下的人民群众的艰苦斗争,护法运动取得难以湮灭的成就:北洋军阀加速分裂,西南军阀遭受重创,诸如徐世昌、岑春煊和安福系、政学系等官僚政客身败名裂;孙中山等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两遭挫折,三整旗鼓,不屈不挠,终于冲破军阀、列强、官僚、政客联合绞杀的罗网,创建和保存了广东“护法根据地”,使之一直成为全国民主革命力量集结的中心,成为日后国民革命狂飙在南中国兴起的策源地。因此,护法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具有起承转合意义的关键环节之一。
    有论者认为,护法战争的历史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护法战争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固然与中外敌对势力的强大有极大关系,但根本原因,则是护法口号本身的局限性。孙中山虽然重视约法,宣传约法,捍卫约法,但是他只看重一部约法本身,没有认识到宪法的神圣地位要靠与之性质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军队来维持,没有这种支持力量,任何高明的宪法都只是一纸空文。护法战争的失败表明了孙中山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努力已陷入绝境,资产阶级已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真正的胜利。
    4.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
    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孙中山与军阀的“联合”(或“联盟”)是纯系“幻想”或既抱“幻想”又有“利用”还是纯系“一种策略”。
    (1)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与西南军阀谋求联合,是既抱“幻想”又有“利用”;而西南军阀则是想借护法的招牌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认不清南北军阀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幻想”依靠西南军阀的军事实力来进行护法斗争;而西南军阀则是假借孙中山这面护法旗帜,维护和扩张地盘和权利。论者还分析了孙中山对西南军阀萌生幻想的原因,认为西南军阀存在着某些区别于北洋军阀的特点。如他们参加过护国战争,打“革命”、“共和”、“护国”、“护法”或“靖国”之类的旗号,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中的一些人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护国战争,有的人还加入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头上多了一层“革命”的光环;西南军阀内部矛盾虽多,但是为了对抗北洋军阀的吞并,在利益一致时也能暂时地“联合”起来;西南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比较间接,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一个时期内甚至会迎合南方的潮流,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这些表象使得孙中山对西南军阀本质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过程,常常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2)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的关系。
    民国6~7年(1917~1918),孙中山“联合”西南实力派反对北洋军阀;从民国8年开始,孙中山与皖系、奉系军阀联络,形成粤奉皖反直“三角同盟”。 关于该同盟,一种观点认为,到民国7年5月,孙中山已认识到不可能依靠军阀达到护法的目的,决意彻底与军阀决裂,“另辟新路”。“三角同盟”是他自觉、成功地操纵军阀、推进革命的策略。在军阀矛盾重重的年代,孙中山采取如此策略,应该说是较为现实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同盟是建立在“策略”与“幻想”并存的基础上。直至晚年,孙中山一直抱有一种天真的愿望,希望国内各个阶层,包括实力派军阀在内,都能接受自己的建国方案,以从速振兴祖国。孙中山与奉系军阀的联盟也是建立在策略与幻想并存的基础之上的。
    关于反直“三角同盟”的作用问题,评论者的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联合皖奉的策略,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一定的效果,主要是加深了北洋派的分化。同时,孙中山利用北洋军阀的矛盾,民国9年(1920)和民国12年两次在广东重建政府都争取了皖、奉两系的军事、经济援助。但这种策略是有消极作用的,联合皖奉的策略,模糊革命的目标,使人们对孙中山的理想与主义产生误会,将此努力视为与一般的军阀之间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不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军阀利用孙中山的名义招摇撞骗,更败坏孙中山的名声。不同意见认为,孙、段、张“三角同盟”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记录,除助长、加剧军阀混战之外,似无值得肯定之处。
    国外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即将孙中山也列入军阀行列。此说殊不可取。
    5.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
    孙、陈关系因民国11年(1922)的“六一六”事件而备受瞩目。
    关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原因,有论者认为是陈炯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结果。有论者认为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如何统一中国的策略上有冲突,而这种冲突因涉及孙、陈二人对地盘、军队的控制,不能不趋于激化。还有论者指出: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在于孙、陈之间所存在的严重政见分歧,偶然性则有四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手下的矛盾,使得孙、陈间的矛盾趋于复杂、激化;北伐改道,谢文炳误用聪明,通风报信,引起陈的猜疑;孙中山在广东省财政厅的讲话,措辞强硬,陈部以为对己不利,加速部署叛变;洪兆麟的密电最终促成叛变的发生。有的论者还分析了孙、陈分裂的阶级背景,认为孙中山和陈炯明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中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的政治主张,很大程度上由此决定。改组国民党之前,孙中山一直以激进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本依靠力量,孙中山力图以革命武力消灭封建军阀、统一中国的做法,正是反映了他们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扫除发展资本主义障碍的要求。相形之下,广东大、中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一般较为保守,对以武力统一全国并不热心,他们仅求广东在“粤人治粤”的基础上划疆而治,以便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经济,增殖自己的财富,而不愿广东介入全国性内战,成为统一战争的根据地。陈炯明作为公认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经常地成为广东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维护他们的利益,受到他们的拥戴。广东大、中资产阶级的这种保守的态度是造成孙、陈分裂的根本原因。
    关于二人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是对立的,最后演变成敌我矛盾。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与陈炯明几度分合,最后破裂。还有论者指出,孙、陈关系破裂后,陈炯明曾一度通过各种渠道向孙中山示好,但因他拒绝孙中山要其写悔过书的要求,两人最终未能修嫌。
    有论者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是要阻挠和破坏孙中山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以实现他割据广东的野心。还有论者将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与孙中山所主张的“地方自治”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孙中山的主张是在消灭军阀割据的前提下,建立民主共和的政府,以便达到真正的地方自治;陈炯明则是借“地方自治”之名,以行军阀割据、独霸一方之实。也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并非一贯坚定地反对联省自治,从开始反清革命到讨袁成功,孙中山基本上都鼓吹联邦自治、地方分权,但在政治实践中,则因阶段而异。由于在对待军阀问题上,在从事孙、段、张三角反直的同时,民国11~12年(1922~1923)间孙中山也与吴佩孚洽谈合作,故问题显得复杂,仍值得研究。
    对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评价,有论者认为是一种叛变革命的行为,并从道义原则上对陈炯明予以批判。但也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在处理与陈炯明的矛盾时,也有感情用事、偏听偏信的地方,错不全在陈炯明一方。
    6.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
    有的学者认为,在整个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对帝国主义国家玩弄种种纵横捭阖手法争夺中国认识不清,以为帝国主义国家会承认护法政府,能够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所以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但无情的事实粉碎了孙中山的幻想。
    一种意见认为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当局推行援段政策。经此失败,孙中山对日幻想破灭,他的联日主张,开始发生变化。在两次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虽然与日本朝野人士继续联系,但由于他对日本当局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开始抨击日本政府推行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并且愈来愈猛烈。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他将外交重心转向苏俄,逐渐形成联俄政策。民国12年(1923)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立了联俄政策,使他最终抛弃了联日(及诸如联美、联德之类的)幻想,完成了外交政策的转变。
    7.中华革命党与护法运动
    有论者指出:中华革命党发起护法运动,它所提出的口号与真实目的存在明显矛盾。中华革命党人提倡的护法运动实质上不是以“护法”为目标,而是以“护法”为手段的重建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革命运动,他们“护”的一开始就不是字面上的法,而是他们一度执掌的“权”。由于中华革命党缺乏重新革命的力量和条件,他们才不得不在护法的旗帜下从事革命活动。然而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现存的军阀政权,约法的效力虽然有所限制,却终究承认和维护现存政权,二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因此陷入护法口号的有限外延与民主革命的广泛内涵相矛盾的困境中。有论者指出,中华革命党力图通过护法,开辟以广东为中心的革命基地,创建实际上由该党骨干成员组成的护法政权,逐步实施“以党治国”的“革命方略”,但在对护法军政府领导权的掌握上,该党与桂滇军阀乃至与旧国民党稳健派都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联合护法局面的破裂。
    程璧光被暗杀事件,是护法运动中的一个奇案,论者多指为桂系军阀莫荣新所为。但也有论者根据罗翼群等人的回忆材料,推论出暗杀由朱执信所策划,由中华革命党人实施。朱执信之所以要除掉程璧光,是因为程璧光等人提出的护法军政府改组方案改变了孙中山独掌大权的权力格局。但暗杀行为使海军益发倒向桂系,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益形孤立。

(七)晚年时期

    研究热点集中在探究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过程;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原因;三大政策的确立;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有无新旧之分;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关余”事件、“商团事件”等问题。
    1.国民党改组
    (1)国民党改组原因。
    国民党改组原因,论者多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陈炯明叛变等事件对孙中山的影响,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自身的努力等方面予以说明。有论者强调了在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帮助,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所起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孙中山不可能迈出这关键的一步。有论者强调了孙中山的主动性,认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他认识到国民党本身存在着严重问题,已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苏联的具体帮助,只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次要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结果。
    关于十月革命对孙中山的影响,论者指出两点:一是使孙中山充分认识到革命的真正动力在于人民;二是孙中山接受了俄共的“以党治国”理念。还有论者指出:在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孙中山思想转变的影响时,不应该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在孙中山思想上留下的印象。
    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论者多认为:孙中山从运动中开始认识到群众的力量,确立依靠工农革命的思想。
    关于陈炯明背叛事件的影响,论者多认为该事件使孙中山对国民党内部组织纪律涣散、党员思想混乱、意志不坚的状况有了痛切认识,加强了他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还有论者从心理学的角度予以分析,认为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相统一的矛盾性格,是促使孙中山选择国共合作的主观原因之一。没有理想化信仰的推动,他不会迈出这永垂史册的一步;没有实用性策略的左右,他又不可能根本转变或是根本不变。因此,孙中山实行以容纳共产党为形式的国共合作,既是政治的进步,又是策略的选择。
    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是因为陈炯明叛变,自身处于绝望境地之时,才被动地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孙中山联共之举,不是始自失败绝望之日,而是始自担任护法大总统、权力和威望都处于鼎盛之时。正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矜持,孙中山才坚持“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主张。
    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不是一蹴而就,有论者分析了个中原因,认为艰巨的军事斗争局面、列强的压力、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影响力的大小都对国民党改组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2)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整体上,论者都肯定了孙中山在首次国共合作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他是首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积极捍卫者和模范执行者。
    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保障了国民党改组的顺利进行。有的论者则认为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对右派分子妥协,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妥协,使得右派的反共活动不能止息。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更多时候是把自己看成是居于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调和力量,只是当时的客观情况迫使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排除党内反对合作的阻力方面。
    (3)国共合作的基础、意义。
    关于国共合作的基础问题,论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基本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要求,它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要求相一致,这是国共两党联合的阶级基础;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问题看法的基本接近,有反帝反封建的共识,此乃中共与孙中山联合建立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依靠人民革命是孙中山与中共联合的思想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历史意义。这方面的分歧不大。一般都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4)关于国共合作的方式。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党内合作,论者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乃是两党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的最有效的形式。一种观点认为:“党内合作”是孙中山当时可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这是因为:其一,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党和唯一有主义的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担。中国革命应以国民党为中心,其他党派和一切革命分子应集合在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共产党也不例外。其二,孙中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包含了共产主义。其三,孙中山认为中国不需要共产党的存在,他坚持“党内合作”的根本目的是要“溶解”共产党于国民党。一种观点认为党内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利益,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的。
    还有论者分析了这种合作方式的成因:国共两党能否合作和采取什么形式合作,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具体来讲,它取决于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三方的主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
    还有论者比较了“联共”和“容共”的异同,认为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概括,其内容和本质都是两党实行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不包含任何褒贬的意思在内。不同之处在于“容共”限定了合作的具体方式,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联共”则是抛开具体形式,而就两党合作这一国共关系的本质和内容而言,它可以是党内合作,也可以是党外合作,或其他什么方式的合作。
    对“党内联合”合作方式的评价,有论者认为,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有论者认为党内合作形式利弊兼存,积极作用表现在:加快了国共合作的形成;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利于壮大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右派;显示了中共顾全革命大局的诚意。消极影响则在于: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追随者的地位,抹杀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限制了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容易使中共党员产生右倾倾向,容易使中共党员遭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打击,也使中共失去了独立发展军事、参加战争的可能性。还有论者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容易产生以国民党为主的倾向,妨碍了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限制了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展开,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必然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失败,其负面作用大于其积极作用。
    (5)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
    第一种基本观点是从构成成分方面加以说明,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已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和统一战线形式。
    第二种观点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改组后的党纲、国共两党联合的形式、国民党领导成员的身份构成等四个方面予以论证,认为国民党仍是资产阶级政党性质。
    2.“三大政策”
    (1)“三大政策”概念的缘起。
    由于孙中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有关文件中从未出现过“三大政策”一类提法,台湾地区及大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三大政策”与孙中山思想无缘,纯属虚构,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因此,大陆学者则认真考订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提出时间,并对形成背景加以分析。
    有论者认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决议案》的文献中;有论者认为它正式完整地出现于1926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中;还有论者认为“三大政策”一词最早出现在1926年10月3日出版的《黄埔潮》周刊第11期吴善珍的《我们对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怀疑吗?》一文中。
    还有论者探讨了“三大政策”概念形成的过程,认为这一概念形成于民国14年(1925)10月至民国15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实行政策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是符合孙中山当时的思想实际的,反映了国民党“一大”的基本精神。
    还有论者指出: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确立了“三大政策”是符合实际的,但说孙中山提出或制订了“三大政策”就不免有歪曲事实之嫌。
    (2)“三大政策”的确立。
    第一,“联俄”政策的形成。
    关于孙中山“联俄”原因与目的,台湾地区、海外学者与中国内地学者认识有很大不同。台湾地区和海外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国民党只能从苏联而不能从列强中得到同情,联俄是迫不得已之举,是革命的需要;基于外交政策的需要和运用;联俄一举有防患和求援两重目的。中国内地论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孙中山与苏联两方面的因素。关于孙中山方面的原因,有论者认为“联俄”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破灭并深刻认识苏联党、政府和人民是中国革命真诚朋友的结果,是孙中山决心学习苏联革命经验重新进行革命的结果。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多年来向往和追求社会主义,使其与苏联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相互沟通之处,这种沟通为其实行联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关于苏俄方面愿意与孙中山联合的原因,论者指出:当时的苏俄政府正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不仅存在着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俄旧将领的武装叛乱,而且遭到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寻求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支援。因此,当时苏俄政府积极派代表来中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建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还有论者指出:应该看到,苏俄支持孙中山,支持中国革命,并不完全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当苏俄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革命利益一致时,中俄两国的革命力量的合作不失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但如果苏俄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有冲突时,苏俄则通常是将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有论者指出,孙中山“联俄”是为了寻求苏俄政府的援助,以帮助他反对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非反对帝国主义。
    “联俄”政策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在孙中山“联俄”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曲折。有论者研究了陈炯明叛变事件对孙中山与苏联走上联合之路的影响:陈的叛变促使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公开表示了反对孙中山和支持陈炯明的态度;陈炯明的叛变使苏俄、共产国际完全丧失了与陈炯明合作的希望;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深深认识到以苏俄为榜样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国民党领导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
    还有论者对孙中山在与越飞会谈期间与张作霖的密切往来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孙中山极力调解苏俄与张作霖的关系,一直到《孙文越飞宣言》的公布,整个过程反映出,孙中山一方面决心在苏俄的帮助下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又力图把旧的斗争方式和策略纳入新的计划之中。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等方面,他认真地听取和接受了苏联方面的建议;但在如何联合国内实力派的问题上,他则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况,显示出孙中山晚年斗争的复杂性。
    孙中山师法苏俄,但并非全单照收。有论者指出,孙中山接受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师法苏俄,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长期以来实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他仍在探索不同于苏俄的中国独自的革命道路,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还有论者认为:孙中山“以俄为师”是真诚的,但对学什么又有自己的选择和考虑。他主要是主张学习苏俄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法,而对苏俄革命的最主要的两样东西——苏俄政权的政治制度及苏俄党的指导思想,则从来没有表示过要仿效和实行,而且不止一次做过相反的表示。
    孙中山在谋求与苏俄建立联盟关系的同时,甚至在“联俄”政策确立后,都未放弃谋求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他的支持,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这体现了孙中山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但也有少部分论者认为此乃政治家灵活性的体现,这种灵活性在当时是很必要的。
    论者还探讨了《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的意义,大都认为孙越会谈和《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意味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终确立。还有论者认为:孙文越飞会谈和《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既是孙中山与苏俄双方基于共同的革命目标努力寻求互相合作的结果,也是双方在不同的处境和立场上相互利用的产物。
    有学者根据俄罗斯陆续公布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件,对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进行了研究,认为苏俄之所以不支持该计划,一方面是担心该计划会破坏苏联正在多方维持的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更怕孙中山在新疆等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妨碍苏联在该地区扩张本国利益。
    第二,联共政策的形成。
    关于孙中山联共的原因和目的,台湾地区和海外学者一般采用“容共”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容共”是为了消弭祸患,溶化共产党,阻止中共在苏联援助之下单独发展,彼此利用;拥有共同的反帝基础;联俄求援的需要;孙中山早年推行革命联盟策略的延续。中国内地学者则采用“联共”说,强调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国共两党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孙中山本人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其次,国民党内的腐化现状,使孙中山深感要完成国民革命和建设中华民国的使命,需要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中“发现新的力量源泉”,有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必要。还有论者提出,孙中山因多番失败而采取联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还应该将孙中山在联共过程中的主流思想和一时的愤激之词区别开来,不能以后者掩盖前者。
    第三,“扶助农工”政策的形成。
    论者多认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的工人大罢工,使他看到工农群众的力量。这是扶助农工政策确立的原因。也有论者指出该政策的不足:这种对民众的“扶助”或“唤起”,仍然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凌驾于民众之上,没有从根本上抛弃伊尹训太甲的观念。
    (3)“三大政策”的历史意义。
    台湾地区和海外学者一般都不承认有“三大政策”,认为联俄只是权宜之计,与向其他列强求援的性质相同,只是一种政策,不影响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也有个别海外学者认为“联俄”、“联共”之举意义重大,开始了一个既有国民党新生复苏、又有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此后的中国,有着伟大深刻的意义。中国内地学者则对“三大政策”予以高度评价:三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外两个方面力量的配置问题,使得三民主义成为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纲领,是孙中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继续前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必要前提。三大政策对于新三民主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以致成为它的革命的灵魂。
    对于三大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论者指出:未能科学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未能深刻地、准确地理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业已终结,中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历史特点。在联俄的同时,始终没有中断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络,没有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希冀和期待,也没有放弃对帝国主义扶持下的军阀势力的依赖和联系。孙中山的联共策略带有弹性,既不是不予容纳,也不是平起平坐。他之对俄对共,并非毫无戒意。他提出扶助农工政策,但从未真正地把农工群众作为国民党的根本依靠。
    (4)国民党“一大”宣言。
    有论者指出:“一大”宣言从起草到最后定型的过程中,吸收了那些参加制订审查以至举行表决的人们的种种意见和观点,它是一项集体作业,把“一大”宣言视作百分之百地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看法显然不妥。还有论者探讨了宣言与共产国际民国12年(1923)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在精神实质、甚至文字上都有相同的部分,同时也存在着若干差别,这说明孙中山在学习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结合他历来坚持的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而加以采纳的。
    还有论者考订了“一大”宣言版本的真伪问题,认为民国13年(1924)1月23日下午通过的、会后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印行的宣言是宣言的真本,而同年1月24日、25日《广州民国日报》连载的《宣言》,则是第一个伪本。有的论者则指出:在国民党“一大”后各个时期都存在着含有各种问题的“一大宣言”,这是历史的实况,同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真实形态。国民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作为国共合作的象征和最低纲领的“一大宣言”,只能是这种轮廓模糊的状态,如只将其中一本视为贯穿该时期的“一大宣言”,那么,只能是对历史真实情况的误解。
    国民党“一大”宣言与三民主义讲演的关系,有的论者认为,正因为“一大”宣言中的某些内容是苏俄代表强加进去的,并不为孙中山所赞同,所以在“一大”后他又系统讲演其三民主义,表明他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并未发生变化。还有的论者认为,三民主义讲演更能反映孙中山晚年的真实思想。
    3.“关余事件”
    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帝国主义列强才同意将粤海关的一部分关余交给广州革命政府,体现了孙中山彻底的反帝精神。一种观点认为在“关余事件”中,孙中山并没有批判列强管理中国关税一事,而是在承认列强管理海关的前提下,谋求在剩余关税的再分配中占有合理比例,这种态度与反对帝国主义有相当距离。一种观点认为在交涉关余过程中孙中山所表现出的妥协行动,并不意味着他缺乏反帝精神,而应解释为出于不得已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的结果。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采取了既要反帝、又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他企图联日抗英,说明其并未完全放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还有论者指出,由于日本在华殖民权益主要不在华南地区,因此在关余事件交涉中,它不居于主导地位,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未曾支持孙中山。
    4.商团事件
    关于商团事件的原因,有论者认为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勾结英帝国主义、军阀陈炯明反对广东革命政府的结果,是国民党右派纵容、支持的结果。
    有论者认为事件是广东国民党政府与商团矛盾加剧导致商人参政、干政的资产阶级政权意识恶性膨胀的结果。孙中山和广东国民党政权实际上都将商人的参政局限于筹款助饷,对商人日益增长的要求自治的政权意识则颇为忽视而未能加以引导。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左”倾和商人被盘剥程度的加深,商人担心因国民党“赤化”而遭受“共产”的恐惧与日俱增。双方由疏离、猜疑演变成对抗,孙中山不得不下决心以武力来平定叛乱。
    有论者认为,孙中山于民国12年(1923)再次在广州建立的政权,由于联俄和自身的改组,变得空前强大,改变了民国以后广东“弱”政府、强商人的格局。其工农政策、税收政策加剧了同商人的矛盾,民国以来商团同政府相安无事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商团与政府终因扣械问题而发生全面冲突。
    有学者探讨了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的关系,认为商团事件是共产国际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楔子”战术促使孙中山向左转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通过向中国输出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封锁包围,维护苏俄的民族利益,而中国商人资产阶级则成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冒进战略的牺牲品。
    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和国民党在广东历次建立政权,都十分注重联络粤港商人,力图依靠他们的援助,解决财政困难,同时也尽可能推行有利于商人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由此,孙中山曾向商人提出组织“工商政府”的设想,国民党人也尝试在广东组建“平民”商会。但一方面由于孙中山政权未能对商人日益增长的要求自决、自治的政权意识缺乏关注,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左”倾、“赤化”,从而导致双方走向对抗。
    有论者认为,商团事件是广东商人与孙中山关系演变过程的恶性延续,军队专横、捐税苛重是激成风潮的基本原因,罢市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争还扣械和“促使政府觉悟”;同时还由于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既是商团事件的重要内容,也是促使风潮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借用商械”与缓解财政危机成为扣械的主要动机之一,为镇压商团不得不制造利用种种借口和谣言,“平叛”演变成极不光彩的劫掠等因素,使得广州政府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和舆论压力,也使孙中山陷入内疚和矛盾中。
    有论者认为陈炯明是商团事件的总后台,但也有论者认为,陈炯明在商团事件期间加紧反攻广州与历史事实不符,除北江一角联军与林虎有过短暂的交火外,在此期间,东江一带基本无战事,不能把陈部进驻联军放弃的地带看成是大举反攻,也不应将东江土匪的活动等同于陈部的活动,否定了商团与陈炯明勾结反攻广州的说法,也否定了陈炯明是商团事件总后台的说法。
    关于英国与商团事件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港英当局妄图通过支持商团叛乱,来推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不同观点则通过英国外交部所藏当年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的来往电函,发现英国政府命令港英当局不要卷入商团事件,港英当局对事件基本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在孙中山对待商团事件的态度上,论者大都指出孙中山对于商团事件有个认识过程,其间有过犹豫动摇,但当他认识到叛乱非镇压不可的时候,即采取了断然措施,一举荡平了叛乱。但在对孙中山平定商团事件的评价上,论者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坚决镇压商团,不仅消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同时也意味着对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党右派的沉重打击,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势力的威风。有的则认为,处理商团事件不是一个解决少数商团头目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对待广东以至全国商人的重大政治问题。商人与广州政府的矛盾应属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应尽量与他们联盟,至少也要争取他们中立,盲目大开杀戒不足为训。
    5.孙中山北上
    关于民国13年(1924)11月孙中山的北上目的,论者大都认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即决定去北京完成“中央革命”,当后来冯玉祥被张作霖和段祺瑞压迫出京,北京局势发生巨变后,孙中山北上的目的则变为唤醒民众,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关于孙中山、国民党对段祺瑞发起的“善后会议”的态度,一般论者多强调孙中山、国民党对会议的抵制,但也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对于会议的态度十分复杂且数度变化,其初为允,而后为争,最后为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论者指出:孙中山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具有“主义”之争的色彩,但双方更主要的是在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孙中山曾提出妥协方案,表现出愿同段氏共谋善后的倾向,段也在会议人员构成等方面作了一定让步。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在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反直同盟中居于相对弱势,未能迫使有奉张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内部出现左、右分野,仍有一部分国民党人参加了善后会议。
    关于民国13年(1924)孙中山北上途中绕道赴日的原因,孙中山在当时的演说中称是因上海北行车船受阻而临时决定的,后来不少研究者多沿此说。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此次访日是早有准备的。早在民国13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就派李烈钧赴日,联络朝野人士,谋求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但李烈钧的活动未能奏效,孙中山遂决定利用北上之机,亲自访日。关于访日的原因,论者认为除了孙中山长期对日本朝野人士所抱有热望外,还有两个现实原因:一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身陷英美列强、直系军阀、陈炯明叛军、广东商团的包围之中,时时有被颠覆之忧,孙要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联日以对付英美及其在华势力;二是孙中山对于他的老友犬养毅进入日本内阁,以及日本因反对美国“排日移民法”而兴起的“大亚洲主义”舆论寄予希望。关于孙中山访日的目的,论者指出有两点:一是谋求建立以中、日、俄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方同盟”,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二是谋求日本的支持,以增强与皖、奉军阀谈判的地位。孙中山日本之行并未实现预期的目的,日本政府拒绝其到东京,与孙中山有过密切联系的政、财、军界实力人物也是极力回避,这是因为北京政变后,日本政府就一直采取勾结欧美列强,扶持段祺瑞、张作霖,排斥孙中山,实施以皖、奉军阀为主体的亲日派政权的策略。
    关于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所作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有论者指出孙中山是在美国通过排日移民法案、日本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大亚细亚主义论一时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作了该演讲。有论者认为大亚洲主义的口号是陈旧的,将反抗列强的斗争归结为文化问题是不确切的。有论者认为透过该演讲的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虽对日本政府有所失望,但失望之余,仍希望日本国民发挥作用,去影响政府。还有论者指出,虽然孙中山在讲演中没有明白提中日俄同盟问题,但他并未放弃这一设想。日本学者大都对该讲演给予高度评价,有的甚至认为讲演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达到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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