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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寇”与“四寇堂”
【来源出处】《孙中山的故事》 【作者】李文光 【成文日期】2009-10-21 【点击率】

    孙中山在1889年至1892年在香港学习医学期间,同好朋友、同乡杨鹤龄,同学、新会人陈少白,朋友、顺德人尤列,曾被人们称为四大寇,而他们经常聚会的香港和澳门的杨鹤龄的家,则被称为四寇堂,它的来历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一段故事。
  原来,1889年至1892年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学医时,他一面读书,一面利用香港学校、社会的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广交对清廷统治不满的志士,同他们讨论时局,开始了对反清革命的酝酿。当时,孙中山的同乡杨鹤龄,他的家境殷富,性情豁达不羁,同孙中山很合得来,而他在香港有一座房子在歌赋街杨耀记后楼,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经常在这里住。杨鹤龄在澳门也有一座房子,位于水坑尾14号,
每逢周末或假曰,孙中山常和杨鹤龄到这里住,有时则经澳门稍作停留再转回翠亨村内。
    1889
年底,孙中山经牧师王煜和同乡区凤墀介绍,结识了广州格致书院学生、新会人士陈少白。后来又认识了广州算学馆学生、顺德人士的尤列。孙中山和杨鹤龄同这两人多次交谈,发觉大家都有救国愿望,大家都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由于志同道合。四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来,陈少白干脆转学到香港雅丽医校读书,日夕同孙中山在一起,成为孙中山的同学和密友。
   
他们四人在交谈中国的时局和革命问题时,大家都慷慨激昂地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被称为大放厥辞。无所忌讳。还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倡言革命。这时候的孙中山等四人,已达到所读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
   
经常到香港杨耀记后楼聚会议沦时政的,除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四人外,任职于安徽芜湖电报局的孙中山同村好友陆皓东、回原籍惠阳县后成为三合会首领的郑士良,以及曾当过太平天国洪秀全亲兵、现在是西医书院的老校工钟坚,都是座上常客,大家毫无顾忌地抨击时政,敞开胸怀畅抒救国抱负。太平天国老兵钟坚听着这群年轻人的激烈言论,点头钦佩地说:你们真有洪天王的豪气和造反精神,中国多一些像你们这样思想志向的人,何愁反清不成功!”大家知道他曾跟随洪秀全、石达开进行反清起义,经常请他讲太平天国故事和他参加反清的战斗经历。一天,钟坚拿着一张当年清廷官府所发的剿逆令给他们看,并说:当时天京失陷,为搜捕太平军将士,城内外都贴满了这道剿逆令,我在墙上揭下一张藏到如今,现在谈起这些内容,仍觉得好笑。
   
陈少白接过这剿逆令摊放在桌面上,只见上面写着为晓喻事:盖闻发逆猖狂,乾坤变色;跳梁跋扈,天地环愁。十载烽烟,百姓有倒悬之急;中原板荡,家国有罩卵之危。此狂寇罪可弥天,法无可恕者也。……所幸大军所至,发逆冰消;天威所临,狂寇授首……”
   
还未看完,孙中山冷笑道:清廷当时把洪秀全等称为发逆狂寇,现在何尝不把我视为贼寇呢?
   
杨鹤龄、尤烈随着拍案而起说:我们以推翻清廷为己任,清廷当然把我们视为贼寇,这样,那我们就是四大寇了,这种寇,我们应该当!”说毕,四人相视而笑。
   
已经60多岁的钟坚也笑道:我当年曾是洪秀全的亲兵,如今也就当你们四大寇的一名小卒吧!”众人鼓掌大笑,大家的腔上都充满了藐视清廷,坚决革命的豪气。
   
当时,人们由于长期在封建帝制的统治和奴化教育下,满脑子都是效忠朝廷的愚昧思想,讲皇帝的一声不是都被认为是叛逆作反,更从来没有听过什么革命道理,当听到这帮人所讲的革命言论时,无不为之大吃一惊,认为这四人不是大逆不道,就是中风病狂。一些亲戚朋友怕这四人会牵连到自己,不敢同他们接近,说对这四大寇避之则吉,面对他们常作聚会的香港杨耀记后楼和澳门水坑尾14号房子,称之为四寇堂。就是在这四寇堂内,四大寇和陆皓东、郑士良等都从中悟出了不少革命道理,鼓舞了他们坚持与清廷作斗争的勇气,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家,是孙中山早期革命的亲密战友,兴中会及反清起义的重要骨干,他们的活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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